五、日耳曼人大迁移及拉达盖苏斯的入寇(405—406 A.D.)

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拥有广阔的疆域，双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绝，穿越这段未知的区域，就像通过伏尔加河来到维斯图拉河一样，很多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中断就是湮灭。然而从蛮族的习性以及成功迁移的经验，明显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欧根人的武力压迫，他们在气焰高涨的胜利者出现后，很快向后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区都被他们同宗的部族占有。匈奴人仓促逃往富饶的平原，维斯杜拉河在这片土地上缓缓流进波罗的海，他们来到此地后，马上展开了勇敢的攻击。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区提高警觉，变得骚动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离，对日耳曼的国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229]这地区的居民(古时候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决定把森林和沼泽留给萨尔马提亚的难民，或至少让他们过多的人口流入罗马帝国各行省。[230]

胜利的社仑使用“哲欧根人的可汗”这个头衔后又过了4年，另一个蛮族——傲慢的罗多迦斯特，也称拉达盖苏斯[231]，从日耳曼北边一直前进，几乎抵达罗马的城门，留下的残余军队终于摧毁西罗马帝国。这支庞大的队伍以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实力；阿兰人在他们新的居留地获得了友善接待，就将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用来加强日耳曼重装步兵的战力；而哥特人的冒险分子全都热情投效到拉达盖苏斯的麾下，有些史学家称他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贵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迹有别于一般庶民，威风凛凛地担任前锋部队。[232]整个群体不少于20万作战人员，再加上妇女、孩童和奴隶，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之众，势不可当的迁移行动从波罗的海海岸出发。就像当年共和国威名最盛的时代，数以万计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此地倾巢而出，前去侵袭罗马和意大利。这些蛮族离开故土后，只留下显示出他们伟大的遗迹，诸如连绵不绝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经过很多年代后，此地成了范围广阔的可怕荒凉之域，一直到在后代子孙的权力下建立起了名声，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旷的土地。如果欧洲的政府无法保护国土和财产的话，而已经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没有能力耕种，那么很快就会得到勤劳而贫穷的邻国给予的协助。

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那个时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纳宫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区正发生重大变革，直到在波罗的海形成的乌云，蔓延到上多瑙河两岸响起震耳的雷声。要是西部的皇帝听到大臣带来危险即将到来的信息，那么他也宁可做一个战争的旁观者享受休闲的生活，任这些蛮族自相残杀并为之暗地里庆幸不已。罗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谋和武力，但帝国已处于实力虚弱和民穷财尽的状况，无力重建多瑙河防务，无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233]霍诺留那位警觉性极高的大臣，迫于时势只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弃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队。同时他想尽办法征募新兵，虽然对避战的惩罚极为严厉，但兵士还是怯懦逃避。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逮捕或引诱逃兵，对于愿意从军的奴隶答应给予他们自由以及两个金币的奖赏。[234]他费尽千辛万苦总算从庞大帝国的臣民中，组成一支有三四万人的军队。想当年在西庇阿和卡米卢斯的时代，光是罗马地区有自由权的公民就可以轻松提供这一数量的兵员。[235]斯提利科的30个军团还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蛮族协防军，阿兰人以个人身份加入服役，还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队，他们都在本国君主胡尔丁和萨鲁斯的领导之下，基于利益和仇恨反对拉达盖苏斯的野心。

日耳曼人的共主拉达盖苏斯势如破竹(406 A.D.)，越过阿尔卑斯山、波河和亚平宁山的天险。他的左侧是霍诺留那难以进入的皇宫，被遗忘在拉文纳的沼泽之中；另一边是斯提利科的营地，大本营设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维亚，看来在距离遥远的军队集结完毕之前，是不会与日耳曼人进行决战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毁，拉达盖苏斯围攻佛罗伦萨，[236]在这个知名共和国历史上，这座城市还是初次发生这样的大事件。市民靠着坚定的毅力加上蛮族缺乏攻城的技术，不仅使敌人无法得逞，也暂时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在敌军接近到180英里时感到战栗不已，很急切地拿过去曾经逃过的危险与如今岌岌可危的处境做比较。

阿拉里克是一个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领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且明了战争的法则，尊敬条约的神圣性，无论是在营地或在教堂，都会与帝国的臣民进行亲切的交谈；反之，野蛮的拉达盖苏斯对南方文明国家的习俗、宗教甚至语言都极为陌生，信仰的残酷激怒了他凶狠的脾气。一般认为他受到严正誓言的束缚，要把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要将最有名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当作牺牲，用他们的血涂满祭坛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众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国内灾祸产生时，往往展现出宗教派系无可救药的疯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压迫的信徒，尊敬这位虔诚异教徒的作风。虽然他是罗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大声宣称，比起拉达盖苏斯的武力更关心他所选定的牺牲，在私下暗自高兴国家遭逢灾难，可以用来指责基督徒对手的信仰。[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