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东部帝国的税收及皇帝的贪婪挥霍(527—565 A.D.)

查士丁尼的臣民对那个时代和政府都不满意，欧洲满布蛮族四处横行，亚洲则为僧侣所苦。西部的贫穷和落后妨害到东部的贸易和制造，人民的血汗全被拿来供奉教会、政府和军队，却没有发挥任何效用，只是白白地浪费。构成国家财富的固定和流动资本，可以感到在迅速减少。阿纳斯塔修斯的节俭缓和了公众的困苦，明智的皇帝积累了巨额的国库财富，开始解救人民使他们免于高额税金的压力和苦难。他们的感激特别表现在“苦难救助金”的废止上，这是一种个人贡金，名义上是可以使贫民获得工作[134]，然而其名不副实之处却令人难以忍受。繁荣的城市埃德萨只需支付140磅黄金，却用了4年的时间向1万名工匠分别征收。然而只有吝啬的作风才能支持慷慨的意愿，阿纳斯塔修斯在27年统治期间，年度岁入节余总额为1300万英镑，即32万磅黄金。[135]

查士丁一世的侄子非但不能效法先贤的懿行，反而滥用国库的积蓄。查士丁尼的财富因宗教施舍、大兴土木、出于野心的战争和羞辱性的条约而迅速耗用殆尽，当他发现国家财政已入不敷出时，就用尽各种手段索取人民的金银，浪费的手再将金银从波斯遍撒到法兰西。他的统治显示出强夺和贪婪、华丽和贫穷之间的变迁，或者说是对抗。他因掌握上代积蓄的财富而享有名声，遗留给继承人的却是要为他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像这样的人物只会引起人民和子孙的控诉。公开的不满容易让人知道，私人的怨恨则更加肆无忌惮。爱好真理的人士要带着怀疑的眼光，来阅读普罗科皮乌斯富于教训意味的《秘史》。历史学家私下里旨在揭露查士丁尼的败德乱行，用恶毒的笔加以渲染和丑化，暧昧可疑的行为被归之于极其卑鄙的动机，无心的过失被指责为有意的罪孽，偶发的事故被认定为预先的图谋，法律受到践踏和滥用，一时的偏袒不公被巧妙地加以描述，说成是他统治32年的一贯原则。皇帝要独自为官员的错误、时代的混乱和臣民的堕落负起责任，甚至就是黑死病、地震和水患之类的天灾，也要强加在恶魔化身的君王头上，说是罪大恶极的查士丁尼引起天怒人怨。

我在做出声明以后，要对《秘史》提到的查士丁尼的贪财好货和巧取豪夺，简单叙述几点如下：

其一，查士丁尼的任意浪费不能算是慷慨的行为。文职和军职官员获得为皇宫服务的任命，开始的职等很低，待遇微薄。他们按照年资晋升到生活优裕和蒙受信赖的地位，每年的恩俸总额是40万英镑。这时查士丁尼已经废除了职务最高的位阶，贪墨或贫穷的廷臣对内廷的节约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对帝国尊严的最大冒犯。文书的递送、医生的薪俸和夜间的灯火，就花费的金额而言，是最受大众注意的项目。同时市民也在抱怨，说他侵占市政的岁入，将钱拨到这些方面，好维持正常的运作。甚至士兵的权益也受到损害，为了对士兵做出补偿，在很多方面放宽对他们的要求，即使违纪犯法也不惩处，这样就会败坏军队的风气。皇帝拒绝按照惯例每5年向士兵发放一次5个金币的赏赐，使得部队的老兵被迫当街向人乞求面包，欠饷的军队在意大利和波斯战争中逐渐消散。

其二，前代皇帝为使民众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基于仁政经常免除公众积欠贡金的庞大债务，以作为统治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事实上执行偿还欠税的工作非常不切实际。

查士丁尼在位32年，从未赐给民众类似的恩惠。很多臣民要放弃他们的产业，认为土地的价值已经无法偿付国库对他们的勒索。城市只要遭受敌人入侵，阿纳斯塔修斯就会同意免征税赋7年；查士丁尼的行省受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的蹂躏，但是他那自负而又荒谬的补偿只有1年，而且只限于被敌人实际占领的地方。

以上是历史学家私下提出的说法，他对撒马利亚人的叛乱事件发生后，经过查士丁尼批准在巴勒斯坦实施的任何恩惠，都抱着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和可恶的指控，完全为真实的记录所驳斥，因为经由圣萨巴斯的出面求情[136]，证实这个残破的行省获得1300金币(5.2万英镑)的救济。

其三，普罗科皮乌斯并没有说明赋税的体制，他只是将之形容为横扫地面的雹暴，或是吞噬居民的瘟疫。要是我们认为古老而严苛的原则都是查士丁尼的错，连带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都因为他的缘故，必得忍受极为不公的损失，这样一来连我们也都成了他运用恶意的帮凶。“阿诺纳”是一种残酷而专制的征收方式，用来为军队和首都供应谷物，竟然超出农人的能力10倍以上，在衡量、检验、价格和长途运送劳务方面，偏袒不公的状况更倍增大家的痛苦。在供应不足的时候，要从邻近的行省像是色雷斯、比提尼亚和弗里吉亚等地征收额外的需求。地主在经历疲累的行程和危险的航运以后，收到的酬劳真是微不足道，他们情愿选择在自己的谷仓门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些预防方式可以说明查士丁尼对首都的福利非常关心，然而君士坦丁堡还是逃不过暴政的剥削。在他的统治期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开放了自由贸易，除了不能输入武器供蛮族使用外，所有的商品都不受限制。每座城门派驻法务官，都是一些为皇家捞钱的官员，船只和货物经过都需要征收沉重的关税，这种剥削又转嫁到无能为力的顾客身上。贫穷百姓要忍受人为供应不足以及市场惊人高价的痛苦，而习惯了靠着君王的慷慨才能过活的人民，时常抱怨饮水和面包的配给分量太少。[137]根据状况加以调整的贡金，根本没有正当的名目、法律的依据和限定的对象，这笔每年价值12万英镑的费用，由皇帝接受禁卫军统领的奉献，支付方式由这位最有权势的官员自由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