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格列高利二世反对销毁圣像和意大利的叛乱(727—728 A.D.)

耐性十足的东部勉强抛弃神圣的图像。意大利人独自抱持着宗教的热忱，对于这些图像极为珍视百般保护。就圣职位阶和审判权责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长与罗马教皇居于几乎平等的地位，但是希腊的高级教士在统治者的眼里不过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颔首作势，就会从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从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蛮族之中，处于遥远而又危险的位置，激发起他们的自由精神。主教由民选产生，因此能够得到罗马人的欢心，有高额的年金收入使公私两方面都获得满足，拜占庭的皇帝处于弱势加上对西部的忽略，逼得他们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首先考虑的事项是罗马的安全。教士曾经在逆境中受到磨炼，君王的德行和抱负不知不觉地就会对他产生熏陶的作用，无论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叙利亚人，只要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就会养成同样的作风，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失去军团和行省以后，教皇凭着个人的才能和运道，再度使得罗马恢复最高的权位。在公元8世纪时，一般人认为教皇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经由“圣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引起，这种叛乱不仅正当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为，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中，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凭着各自的意愿，做出很多不同的解释。

拜占庭的作者们异口同声宣称，在规劝没有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正式提出东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剥夺亵渎神圣的暴君对意大利的税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教皇的胜利所获得的成就，更明确地表示要将“圣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由于他们强烈依附于宗教而不是国家，认为这些拥护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热情和正统的立场，不但没有给予指责反而加以赞颂。现代的罗马捍卫者抱着急切的心理，接受诸如此类的赞颂和先例。要求皇家异端退位下台这种伟大而光荣的做法，获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和贝拉明的褒扬。要是有人向他们请教，为什么没有人严厉谴责古代的尼禄和尤利安？他们的答复是原始教会之所以忠诚依顺，唯一的原因在于软弱无力。[24]在这种情况之下，爱与恨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些带着宗教狂热的新教徒，力图使君王和官员燃起怒火和心怀恐惧，因此对于两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必须详细叙述他们那种傲慢和叛逆的行动。[25]高卢教会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们为“圣像破坏者”辩护，尊敬圣徒却不赞同所衍生出来的罪孽。这些拥护者对皇冠和法冠一视同仁，以公正、圣书和传统为标准，来界定出史实的正确性，并且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以及教皇本人的传记[26]和书信。

格列高利二世写给利奥皇帝的两封信函，原件仍旧留存世间[27]，即使不是雄辩和逻辑的最佳典范，也能展现出教皇国创始人的形态，或至少可以看出经过掩饰的面貌。格列高利对皇帝这样表示：

在过去那纯洁而幸运的10年里，我们每年能够安详享受你所赐予的恩泽，皇家的信函经过御笔签署，神圣的誓言保证忠于祖先传留的正教信条。但现在，这是何等可悲的变化!这是多么骇人的传闻!你现在指责正统基督徒的偶像崇拜，这种控诉只会暴露自己的不敬和无知，我们被迫对这种无知采取粗鲁的辩驳方式：神圣的书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够开导你那神智不清的头脑。要是你进入文法学校自称是宗教信仰的敌人，那些纯洁和虔诚的儿童也会气得把启蒙课本砸在你的头上。

经由这段颇为得当的致意，教皇试图用常见的说法，试图将古代的偶像和基督徒的图像区别开来。前者是出于想象的魅影或魔鬼，真正的上帝在那时还没有用任何可见的方式显现他的面容；后者是基督、圣母或圣徒的真实形象，经过不计其数的奇迹，表明这种相关的崇拜不仅无罪而且有益。他真以为利奥三世对教会的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他认定图像的永久运用是起于使徒时代，可敬的图像在正统基督教会的6次会议上都有出现。从基督教现在所具有的优势和当前所施展的作为，可以引申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基督教世界的和谐不再需要举行大公会议。格列高利很坦诚地承认，只有在正统基督教皇帝的统治之下，这种会议才会产生作用。轻率和不仁的利奥三世所犯的罪行还不仅是一个异端而已，格列高利向他推荐和平、沉默，以及真诚服从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精神领导。民政和教会权责的区分由教皇来决定，他把肉体拨给前者，而灵魂归于后者。正义的剑掌握在官员的手里，逐出教会这更为锐利的武器则委托给教士。在执行神圣的任务时，狂热的儿子不会饶恕有罪的父亲，圣彼得的继承人可以合法谴责世间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