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伦巴第人向罗马进击及丕平的救援行动(730—774 A.D.)

奥古斯都过去运用武力和权谋对罗马的自由进行压迫，经过750年的长期奴役统治以后，罗马从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的宗教迫害中获得解放。执政官的胜利完全在恺撒的手里失去，经历帝国的衰亡过程，地界神所掌管的神圣国境线，在不知不觉中从大洋、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后撤离，罗马又缩回从维泰博到特拉奇纳，从纳尔尼到台伯河口的古代疆域。[35]想当年那些国王被放逐以后，共和国之所以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完全靠的是智慧和美德。王政时期永久的统治权，现在分别由两个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员掌管，元老院继续执行行政和咨询的权力，立法权则交给人民的会议，会议的席位按照财产和功绩很公平合理地设置。

早期的罗马人对奢侈的技艺一无所知，却能改进政府和战争的智能。社会的意愿绝对不容侵犯，个人的权利具有神圣地位，13万名市民全副武装保卫国家或从事征战。这是由一帮强盗和化外之民陶铸而成的民族，全力追求自由精神和雄心壮志的荣誉。[36]等到希腊皇帝的统治权被剥夺以后，罗马的废墟显现出绝灭和残破的凄凉景象，这座城市的奴役是一种习惯行为而自由只是偶然现象，迷信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为欢愉或恐惧的目标。制度所残留的内容甚至于形式，已从罗马人的行动和记忆中全部擦拭得干干净净，他们缺乏再度建立共和国架构的知识或德性。这群智能不足的残兵败将是奴隶和移民的后代子孙，在胜利的蛮族眼中毫无地位可言。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要是用最藐视的口气对待仇敌，就会称对方是罗马人。勒特普朗德主教说道：“在这个称呼之中，包括人性中最卑鄙、最怯懦、最恶毒、极端贪婪奢侈和腐败堕落的成分。”基于当前情况的需要，罗马居民被安置在共和国政府这种粗制滥造的模式之中，他们被迫在和平的岁月选举法官，在战争的时期选举领袖。贵族聚会进行商议，决定的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和同意便无法执行。

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施政风格已经恢复，但内涵的精神完全丧失得无影无踪，法纪荡然以及高压手段引起喧嚣的冲突，新兴的独立地位受到打击和玷辱。法治观念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响加以弥补，主教的权威使外交和内政的议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赈济、布道、与西部的国王和高级教士通信联系、最近的礼拜仪式以及他们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罗马人已经习惯于把他看成本市的首席官员或君主。教皇身为基督徒的谦恭态度，不会因为“主上”或“主子”的称呼而受到损害，他们的面容和铭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面历历可见。他对尘世的统治受到1000年的尊敬，现在已经获得肯定，高贵的头衔得之于人民的自由选择，因为是他们把罗马人从奴役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古代的希腊发生争执时，伊利斯[37]神圣的人民在朱庇特的保护之下，享受永恒的和平，并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38]。如果有类似的特权保护圣彼得教堂使之免遭战争的侵害，如果基督徒参拜神圣的庙堂时，必须在使徒和他的继承人面前收起他们的刀剑，那么罗马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但是只有立法者和贤德之士手执权杖才会追蹑神秘的循环过程，这种和平的体系与教皇的热忱和野心根本无法并存。罗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那样安于纯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意大利的蛮族受到天候的影响，性情已经变得稍温和了些，但比起希腊城邦在公众和个人的生活上都有规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伦巴第国王勒特普朗德的忏悔和虔诚形成令人难忘的先例，这位征服者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梵蒂冈的大门前，听到格列高利二世的声音[39]，就将部队向后撤回，放弃武力征战的行动，他带着恭敬的态度去参拜圣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礼拜的仪式之后，将自己的长剑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银十字架和黄金皇冠，全部奉献在使徒的墓前。

然而这种宗教的热忱主要还是一种错觉或策略，对于利益的诉求不仅强烈而且持久不变，伦巴第人的习性就是爱好武力和掠夺，对于他们的君王和人民来说，一直萦回于内心的就是意大利的混乱局面、罗马人的手无寸铁、新主子的放弃武力。皇帝颁布最早的诏书，他们公开宣称要成为圣像的捍卫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罗马涅行省，从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可见一斑。基督教的太守管辖区毫无反抗之力，被他的民政和军事力量降服，一支外国军队首次开进拉文纳这个强攻不下的堡垒。威尼斯人积极发挥海上优势，很快光复了这座城市和堡垒，信仰虔诚的臣民听从格列高利二世的告诫，不要把利奥三世个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罗马帝国的头上。[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