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争的内在联系（第5/7页）
我们在前面说过，战争具备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的原因在于它所依靠的基础窄小。像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国王，统率着骁勇善战的部队却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都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所造成的。
以往的欧洲存在着诸多小国，它们之间彼此相互联系，距离近，接触多，并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是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因素。
现在，国家变大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变远了，这一点便转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微妙的体系，以至于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欧洲战场将一片寂静。
所以，新时代的伟大统帅和国王，除了手持一把利剑外，还得拿起一支好笔。但就算是这样，他在征服别国方面依旧难有大的进展。
在17世纪，尽管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局面，并无需担心对他的普遍的敌对情绪，但是他采取战争的方式依旧是传统的方式。这是因为，虽然他的军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军队，但从其性质上说，它跟其他王国的军队没有区别。
在鞑靼人时代、共和国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这种战争方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不过，在现在，它已经与时代精神脱节。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它当成是无益的和野蛮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极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是敌国的民众，而非帝国政府。所以，它并不起作用，它只会造成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所以，从战争的手段和其目标上看，战争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阵地变成了国中国，而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对此，整个欧洲手舞足蹈，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让战争更加成为政府的事情，而与民众则越来越疏远。
在这个时期，进攻方的战争计划往往局限于攻占敌国的某个地区，防御方的战争计划则通常是阻止进攻方达到这样的目的。具体到战争中，各个战局计划基本上是围绕攻占敌人的某个要塞，或者是阻止敌人攻占某个要塞展开。至于会战，只有双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认为会战无法避免，他们才会寻求会战。
如果说会战并非不可避免，只不过是因为统帅求胜心切而作出会战的决定，那么他将背负“鲁莽的统帅”的骂名。一般情况下，一次战局只有一次围攻，最多两次围攻，而冬营则是必然的休战时期。
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绝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因为双方几乎没有接触的时候。因此，冬营也被当成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倘若双方力量势均力敌，或者进攻方力量较弱，那么会战和围攻几乎不会发生，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将局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与仓库，或者步步为营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如果战争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那么人们便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状态。
由于从18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研究只停留在战争的个别问题的层面上，不太重视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便出现了这样那样关于伟大和完美统帅的说法。以道恩为例，虽然他的主要战绩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丽亚·特利莎的愿望落空，但是他也似乎应当成为伟大的统帅。
事实上，在当时只偶尔出现较为精辟、客观的说法，即如果拥有优势兵力就必须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不管玩弄何种技巧都不能打胜仗。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过，没多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在当时，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军队上，可是1793年的战争出现了新情况，即战争成为人民的事情，变成以国民自居的3000万人的事情。
对此，我们并不准备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而只想谈谈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
由于人民群众的参与，战争便不再取决于政府和军队，而是取决于全体人民以及其固有的力量。这个时候，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够做出的努力不再受到限制，用来战争的力量也不再遭遇阻力。所以，对敌人来说，危险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