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34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界首

一 最高三人团

周恩来与博古、李德见面时，已是12月1日凌晨五时了。他们必须根据目前情况，决定部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的安排。总司令在参谋部会议上的意见是值得深思的：“敌人已经在通向二、六军团的方向布下重兵，按原定计划推进还是改变计划，就成了决定全军命运的重大问题。”

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周恩来却十分犹豫。显然，这是一次两难选择，利弊权衡，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似乎相等。

“如果没有湘江两岸的严重挫折，用八万人的哀师，冲过敌人的几层封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有可能的。”周恩来分析说，“可是现在困难多了，八军团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这个番号似乎应该撤销，把残余部队补充到几个主力兵团去……五军团损失也极为惨重，三十四师已经失去联系，全部被歼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三军团正在苦战，这种状况，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保险系数太低了……”

李德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与二、六军团会合，我们将长期处在流动之中，无后方的作战简直苦不堪言，伤员无法安插，兵员无法补充，粮食无法筹措，部队无法休整，没有立足之地、必将被对方一口一口吃掉……”

“能不能先作些试探？”博古也在寻找两全之策，“见机而作，等部队全部开过湘江，作一次组织调整，争取几天的休息时间。我觉得不是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的问题，而是如何早日实现这个计划的问题。”

“也好，在这个期间，我们不妨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譬如朱德同志的、王稼祥同志的，还有毛泽东同志的……”周恩来知道博古、李德对毛泽东存有反感，故意把他放在后面。他感到“三人团”已经囿于预定的目标，很难突破原有的思维樊篱。

这一点，恰恰为博古、李德敏感的心理所难容。博古首先提出异议：“既然我们‘三人团’是最高权力机构，就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他一路散布不满情绪，好像我们一切都错了，只有他是对的！还有王稼祥、洛甫，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这是一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人们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中央队三人团’……”博古激愤起来，用食指向上推推眼镜，两腮簌簌发抖。

“这种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些，”周恩来急忙插断沉浸在委屈情绪中不能自拔的博古，“个人功过是非，谁承担多少责任，在任何时候都是次要的。”

“批评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来也不会口服心服。”

“我们的确带的辎重太多，背着包袱打仗是不行的。”周恩来带血丝的眼里有种压抑的激动，“这是我们对西进形势估计不足的地方，我们整个计划是有很多弱点和疏漏的……”

“若说辎重，我们未出江西就丢得差不多了。”李德声调中流露出不耐烦和抗辩的色彩，“压根儿就不该带着庞大的政府机关！现在是谁拖住我们的腿？是物资还是至今仍然没有渡江的那两个中央纵队？哪有带着六十岁的老头子、抬着伤员病号、拖着怀孕的妇女打仗的？我们只能为他们保驾，坐轿子的反而埋怨抬轿子的避战。”

“我认为现在争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不愿陷进个人是非的纠缠中，他用规劝的声调说，“问题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会议出现了折磨人的沉默，或者叫僵局。这是“最高三人团”成立以来，出现的第一次难堪的场面。

1934年夏天，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最高三人团”的所有功过是非和历史责任，的确是很难分清的。

有时，一个领导者，由于上下左右的制约，干了本来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反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桂冠便落在他的头上，贪天之功，成了时代的宠儿；有的则相反，被迫干了自己极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失败了，便成了可怜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败，任何人都在历史的合力推动下进退沉浮。

当然，主要责任还要由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来承担。这只能就他所处的地位而言，正像一流选手因故不能出场，冠军被二流选手获得一样，这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担任中央负责人时才二十四岁），也是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又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的。那时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来暂时填补权力真空。他热情奔放、聪明能干，却不成熟，在中央苏区独立决策，推行的又是上面的错误路线，犯错误就带有了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