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博古叫屈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红军集中了主力，苦战十数日，但是由于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这种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无法守住广昌，4月28日，红军被迫撤到贯桥、高虎垴一线防御。

4月30日，周恩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

我主力经长期战斗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多，干部缺损大，尤其广昌战役后，亟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

同时撰写了《红星》第四十期社论，指出“严重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了。在这里，需要我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号召。”周恩来在列举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表现时，却把“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周恩来在撰写这篇社论时，运用了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的手法，这种绝不炫耀的沉潜明智和斗争艺术，使他在屡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安然无恙。

这种“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性格，只有一双博大精深的眼睛看得最清，那就是对中国的古典哲学已经研究到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有同样深刻的洞察。这种互相洞察，就决定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贯彻始终的极尽微妙的关系。

这篇社论首先高扬的旗帜是反“右”，而具体内容却隐含着反“左”。在用严酷的方式推行的国际路线下，他只能如此。无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还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有多大失误，他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却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因为他知道那个“不”字说不得。自责、违心、隐忍与屈从，构成了周恩来一生最大的隐衷与痛苦。

4月，鄂豫皖省委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去。

临行前，他与程子华单独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鄂豫皖地区的形势以及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周恩来看来，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既是被迫的，也是成功的，不失为打破敌人围剿的一种方法，是得大于失的。他告诉程子华，如果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坚持有困难，也不妨进行战略转移。这时，周恩来已经萌生了一方面军也在必要时战略转移的预想。

周恩来不是凭借他渊博的军事知识，而是靠他的天赋素质，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局势中，去抓住最最关键的问题。整个国际国内的态势，整个苏区面临的局面都在他脑中展现出来，像一幅清晰的地形图。他可以纵览整个的轮廓，也可以触摸到具体的景物：城镇、乡村、道路、河流、山峰和森林。可以看到红、白两军浴血搏杀的战场。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三十万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向外线转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是不是一种解脱困境的有效之法呢？利弊权衡下来，是利多还是弊多？

中央苏区面临着五十万敌军的压力，面临着敌人新的战略战术。过去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敌情变化之后是不是还行之有效？第一次成功的经验，第二次未必成功！敌变我变，这是军事辩证法。刘邦百败一胜而得天下，项羽百胜一败而失天下。哪有百胜而无一败、百败而无一胜之理呢？

那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会受到哪些指责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他向博古、李德提出这个设想之后，他们认为：在万不得已时，这不失为摆脱敌人堡垒封锁的一个办法。

5月，周恩来出席在瑞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敌人日益迫近中央苏区腹地，从事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的形势，决定撤离苏区作大的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请示共产国际批准。

想到这些，周恩来当然也感到委屈不平：提前将近半年就做了准备，“无计划，无准备，仓促逃跑”的依据何来？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力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这个指示，在当时来看是灵活的，提出了两种可能，并没有把话说死。敌人的力量固然强大，然而由此而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应该坚定信心，如果确实难以坚持，战略转移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当时的决策层认为应该争取前者，准备后者，于是采取了第一个战略行动。

7月初，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七军团到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后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