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企鹅版序言

扬·科特本文是波兰著名文学评论家扬·科特（Jan Kott，1914—）发表于1976年的文章，后被企鹅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博罗夫斯基小说集《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用作“序言”。扬·科特曾在华沙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多年。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拧开了煤气的阀门。他还不到三十岁。博罗夫斯基的自尽令人震惊，只有二十一年前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自尽可以与之相比。在遭受战争杀戮的这一代人当中，博罗夫斯基曾是波兰文学最大的希望，他也是共产党最大的希望，是党的使徒和检察官；而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很多人才意识到，他也是它的殉教者。他去世后出版的五卷本选集收入了诗歌、新闻作品、短篇小说；在最后这一部分中，至少有一百页，是这个从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出来一年之后的二十四岁青年发表过的；而这些篇章——在博罗夫斯基死后有人写道——“只要波兰文学存在下去，就必将留存于世”。但是，博罗夫斯基描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短篇小说，不仅是波兰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杰作。在关于大屠杀和死亡营的众多的图书之中，博罗夫斯基这本薄薄的小说集，在时隔二十五年之后，继续享有独特的地位。这本书是关于人对人的所作所为的最为残酷的见证之一，也是一个无情的判断，亦即：人对人施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博罗夫斯基也留下了他自己的生平故事。有些作家的生平不仅属于文学史，而且也属于文学本身——就是说，这是人的命运的扼要记录。这首先是诗人们的传记：他们放弃了文学，如阿瑟·兰波；陷入疯狂，如荷尔德林；或者自杀，如克莱斯特和普拉斯。生存的经历包含在这些生平故事之中，文学结束和沉默王国开始这二者的界限得到揭示。博罗夫斯基的传记是不一样的。它所揭示的是我所说的人的命运。一位波兰裔的法国作家加里，在维尔纽斯度过儿童时代，为自己描写德国占领年代的第一本小说定名《欧洲式的教育》。在有些年月和地点，有时候在几个十年和几个民族之内，历史特别清晰地揭示了其威胁性和破坏性的力量。有受选的民族，其含义与《圣经》称呼犹太人为选民相同。在这些地方和年代，历史——就像我的老师所说的——“放开了皮鞭”。在这样的时候，人类个人的命运就显得似乎是被历史直接塑造的，仅仅变成了历史的一章。

博罗夫斯基接受的是完全的“欧式教育”。也可以说是过度的教育。他于一九二二年诞生在苏联乌克兰的日托米尔市，父母是波兰人。他父亲原来是一个会计，于一九二六年被送到卡列利亚地区北极圈内参加挖掘白令海运河。那是一个最苦的劳役犯集中营。他父亲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一个波兰军事组织。他八岁的时候（1930年），母亲也被送到一个小居民点，比较近一点，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上。那是集体化和饥馑的年代。每月的粮食配给是两磅面粉。这一时期他得到他的一位姨妈的照料，他上学和放牛。

一九三二年，他父亲与在波兰入狱的共产党员交换，而作为儿子的他被红十字协会送回波兰。两年后，他母亲回到华沙，和他们父子团聚。父亲在一个仓库里工作，母亲在家里缝衣服，收入低微，生活艰苦。他们把儿子送到一个圣方济各僧侣开办的寄宿学校，那里不收费用。二战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满十七岁。德国占领期间，中学和大学禁止接收波兰学生。博罗夫斯基在地下学校学习。一九四〇年春天，华沙开始大规模抓人，当时他正在参加毕业考试。他的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毕业考试》描写了这一天的事件：“在那里，林阴路的末端，有一排汽车，正在等候电车，就像埋伏在羚羊必经之路上的老虎一样。我们从行驶中的电车上跳下，滚到斜坡下面的青菜地里……而在河面对岸的那个地方，就像在浓密的丛林里一样，狮子正扑向行人。”外面正在抓人，室内完成的毕业考试乃是“欧洲式的”。

博罗夫斯基在一个出售建筑材料的公司里找到守夜人和仓库杂役的工作。在那个时期，当然，青年人工作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个工作卡，工作卡可以使他们免于被送到第三帝国去。实际上，维持生计是靠非法的或者半非法的交易。建筑材料不容易买到；黑市上的价格比规定价格高十倍。博罗夫斯基竭力挣钱糊口，同时在地下大学学习文学课程。他们在私人家里上课，为安全起见，分成很小的小组。在他所属的那个小组的十三个人中，今天只有五个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