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萨拉版序言本文节译自塔杜施·德莱夫诺夫斯基

（Tadeusz Drewnowski，1926-）为《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选集》（2000）所写的序言。他是波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博罗夫斯基传记作者和研究专家；其专著《逃离石头世界》（1972）“对博罗夫斯基自杀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并且澄清了有关这位作家的许多讹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易丽君：《波兰战后文学史》，外研社，北京，2002，第323页）。

塔杜施·德莱夫诺夫斯基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蓬勃而多样的波兰文学中，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是一个独特的人物。虽然他才活到二十九岁，而且留下的作品在数量上不多，未能充分发挥和免除内在的矛盾，但是对于他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很难不高度评价的。

……所有相关种类不同的作品，即使是最杰出的作品，也没有能够提供关于这场整体的战争、尤其是它的集中表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完全的真实情况。

博罗夫斯基并未妄言，他讲述了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全部真实。而且，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叙述了可能是最本质的和最痛苦的真实。他善于把刽子手和牺牲品的心理状态搁置一旁，也善于超越几百万人的苦难和自己所处的集中营地狱般的苦境——而用冷峻的毫不怜悯的目光来看待集中营的种种。

对于博罗夫斯基来说，集中营就是第三帝国和希特勒主义强加给被击溃的欧洲的新秩序之昌盛和胜利的成果。为了实现日耳曼种族统治世界的计划，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必须利用被征服的各民族，强迫牺牲品参与对他们自身展开灭绝的野蛮程序。所以，集中营并不构成罪恶滔天群魔的夜宴，也不构成使用大量牺牲品的大燔祭或对人类罪恶的报复，而是构成了为希特勒分子们制定的目标服务的、组织严密的体系和依照明确目标组成的群体。所以，集中营也不构成加缪所说的人类自古以来熟悉的普通的狂热杀戮，而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逻辑的屠杀。极权主义制度把这种逻辑推进到了完备的地步，到了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到了种族灭绝的尺度。现在，多年之后，这个机制得到了准确的研究：依据档案梳理和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许多科学机构向社会揭示，希特勒分子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国家推向特殊的状态的，他们推进的这种国家秩序带来何等的后果，如何接近达到完全实现的地步——而博罗夫斯基在没有档案和学者支持的情况下，从第一次亲眼目睹就揭示了这个制度，以自己的目光，展现了这个制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的机制。

但是，除了认识论的价值之外，除了对希特勒罪行逻辑的审视之外，博罗夫斯基的小说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在这里，集中营的悲剧表现得不同于几乎其他全部的文学作品。悲剧的沉重之点转移到了受难者方面。对于博罗夫斯基来说，集中营真正的悲剧不是在于刽子手和遇难者的关系之中：刽子手们甚至被剥夺了相对的理性，他们是希特勒剥削与罪行机器的百依百顺的官员，的确应该送上绞刑架，但是他们还没有资格列入悲剧前列的、有身份的参与者行列。

希特勒有意识的罪行——逻辑的罪行，所达到的最严重的集中营悲剧，乃是践踏受难者的人性、迫使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屈服，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算计亲朋好友。在博罗夫斯基看来，这是集中营最显恶魔恶性的千真万确的悲剧所在。但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博罗夫斯基不注重经常出现的集中营精神崩溃或者病理个案，也不注重并不少见的见义勇为事例；他注重“存活基线”。根据这个规则，他没有把自己小说的人物变成罪犯，也没有变成集中营里的圣徒，而是变成了想要保全生命的人——集中营里的队长、完成职位功能的囚徒，或者干脆就是有经验的集中营化的人——这样的人了解集中营，善于适应控制着集中营的规则。这样的常人在天性上至少不是坏人，而是集中营化的人，他的遭遇构成了《在哈门茨的一天》、《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起义者之死》的实质内容。

博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止步于描写集中营的故事，身为作家的他还完成了更加具有冒险意义的下一步。在描写集中营之外生活的小说中，对被占领时期（《告别玛丽亚》）和解放时期（《格仑瓦尔德战役》）他提出了问题：关于在战争现实中被集中营化的这个人，会有人预见，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人的档案上会留下什么记录。他就是这样扩展了对于人本主义价值观衰落、人性堕落的诊断的，同时把诊断指向其他的情况，指向更宽阔的时代语境。

博罗夫斯基小说在其纯粹外在的所谓行为主义的描写中，在风格和语言中都是十分彻底的，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强化了这些小说的挑战性质，亦即：作者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小说中的诗人队长。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组作品都是巧妙而缜密的文学建构，但是，集中营的过来人博罗夫斯基这样做，却不是偶然的。从他那一方面来说，这是有意识的道德行动。虽然文学形象和他无多少共同之处，但是，与他在诗歌中表达的信念结合起来看，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愿意承担那个时代常人行为中包含的罪责的。他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任务的，而且在文章中也要求其他人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