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62年，四叔已经23岁了，五叔20岁了，父亲则30岁了。弟兄三个，三根光棍顶着偌大的院子和一间半破茅屋。大雁飞过不低头，燕子略近旋飞走，喜鹊梧桐不栖，麻雀墙角不窝，黄鼠狼路过快跑，老鼠觅食不光顾。弟兄三个孤独凄凉地在这三人世界里生活着。

这一年，实行“三自一包”[1]，乡亲们从人民公社大食堂又买锅开灶恢复到以前的生活方式。父亲分得了三分自留地，种上了辣椒、土豆、莴苣、扁豆、黄瓜等蔬菜。为了生计，父亲还带领四叔和五叔在降媚山南边山沟里开垦了一亩地，种上了地瓜、豆角和绿豆。父亲和乡亲们菜色焦黄的脸上开始有了红晕，最有说服力的是1959年和1960年村里只存活了一个孩子，而如今又见妇女挺着肚子在大街上、老槐树下骄傲地聊天，偶尔从院子里传出婴儿的哭声。

饥饿在慢慢退却，墙外的政治斗争却在逐渐生长。

父亲搞不清怎来了那么多的运动。从镇上派来了4个人，说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领头的是县工商业联合会一个叫孙业富的，嘴角留着两撇胡髭，随着他的笑，胡髭不时地抖动着，仿佛在鼻翼下方“浮起”一堆泡沫。就像莫泊桑小说《漂亮朋友》笔下的杜洛瓦，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四清”运动一开始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工作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大队会计郑宝卖了一根木材，5元忘记入账，查出来的时候钱还在自己兜里放着，那也不行，被挂上牌子参加四类分子[2]的陪斗。三叔在牲口棚用拴牲口的废木料做了一个小板凳，被查出罚款0.78元；王希提卖公家废报纸退赔0.5元；用生产队两篓子苹果给镇上农机站送礼，退赔10元。王希提冤枉，说那是为了给生产队争取柴油指标，最后工作组以集体走后门的名义让大队书记王成才承担5元，并撤去大队书记职务而担任大队长，王希提不再担任大队长。四队队长朱功深因为弟弟在抗美援朝立下功劳，根正苗红，政治背景可靠，而当上了大队书记。

初夏，地瓜已绽出嫩嫩的绿叶开始爬秧，绿豆快开花了，挂着略带淡黄色的花苞；豆角沿着沟边的篱笆伸展着柔细的腰身；茄子在父亲的精心护理下，培了一遍土，有的开着紫蓝色的花，有的已长得菱角大小了；胖胖的韭菜绿油油的，长满了一个畦子。一大早，父亲趁着没出工前，扛上锄去自留地里锄锄草。

不一会儿，五叔急呼呼地跑来。

“二哥，不好了，不好了，工作队正在咱山下那块地里拔地瓜秧子，你快去看看。”父亲一听，“坏了！这政策怎么又变了？”

降媚山下，大队长王成才正陪着两个工作队员在用镰刀削地瓜秧子。镰刀飞起，秧子冒着雪白的乳汁被割得四处横飞。

“哎哎，大队长，大队长，怎么了？这是我开垦的荒地。”父亲跑来急问。“荒地？仕途，你这可不是小问题。私下开垦荒地，这是走资本主义。这地瓜秧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苗。”

“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苗，还要把地瓜扒出来，斩资本主义的根。”一个四清队员说。用镰刀往地里砍了砍。

“同志啊，这还没有地瓜啊！你们就让他长着吧！这里本来也荒着。”父亲哀求他们说。

“宁愿荒着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可以开垦出来归集体啊。”另一个四清队员说。

正在纠缠之际，四叔从家里飞跑过来了。他气吁吁地一把夺下一个四清队员的镰刀。“啊啊”地叫着，又去夺另一个。

王成才一看急了，大喊：“哑巴，你要干什么？”一个四清队员抓住四叔的胳膊就要扭打。

“放开他！分开他！他可得过大麻风！”王成才大喊道。四清队员一听赶紧放手。

“既然是大麻疯，还让他在村里干什么？让他到外面去。”那四清队员一听火了。

晚上，父亲正在切白天四清队员割下的地瓜秧子，然后跺碎做菜团子吃。白天的事情因为四叔的干涉而不了了之。父亲心疼地捡起那些嫩嫩的地瓜秧子，那可是最好吃的东西啊！

支部书记朱功深倒背着双手，昂首挺胸，鸭子步不急不缓，踱着方步进了家门。朱功深年轻时候和大爷是拜把子干兄弟，倒是经常和父亲来往。

“二哥，在切菜啊！”父亲敞着大门口，抬头一看，朱功深已站在自己院子门口了。

“啊，是四弟啊。来，快坐下。”父亲停下手中的活。“你说这哑巴，惹事！给大队惹了麻烦。”朱功深在家里排行老四，论起大爷来，父亲就喊他四弟。

“咱们弟兄俩说实在话，他们这偶然提出让哑巴到村外边去住，倒是真有道理。你不想一想，哑巴这一得病，对你们影响多大！你今年都31岁了，还找不上个媳妇，哑巴再在家里呆着，不仅你难找，五弟也够呛啊！让哑巴到外面去住，慢慢地减少人们的闲言碎语，慢慢地让人们忘记这事情，对你们弟兄俩还是有利的。”朱功深说话不紧不慢，真有领导气魄，主帅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