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铅的皱褶与铜的波纹（第2/3页）

而在另一些文化的头骨中，那些洞不那么像手术刀或钻头所致，而更像是外科医生用诸如钢丝球或砂纸这样的器具打磨出来的。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是19世纪法国神经解剖学的先驱，他对这些打磨过的头骨非常着迷。他指出，它们的出现早于麻醉——麻醉起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亚述（Assyrian）的外科医生在压迫患者的颈动脉时，便可导致他们丧失意识——至少3500年。而且据推测，这种手术必须在病人的孩童时代进行，因为孩子的头骨比较薄，磨穿它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布洛卡收集了所有年龄段的尸体，并加以演示，磨透一个成年头骨需要花将近一个小时，而对一个两岁孩童的头骨做同样的事，只需要不到五分钟。有人反对布洛卡的理论并指出：即使有证据表明，只有很少的人死于这类手术——证据即头骨的术后生长——但这类手术导致的死亡也时有发生。如果古代的脑外科医生去为婴儿刮颅，总该发现一些被刮了洞的婴儿头骨，总有人因为手术失败而成为受害者吧。然而没有发现这样的头骨。

这些争论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人们继续研究这些沉默的头骨，试图解读在文字出现以前，无法记载的故事。

当然，人类最终获得了记录自己生活的能力。我们开始去书写。那么我们所写下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关于脑损伤，以及该如何治疗它们。

1862年，一位名叫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的美国文物收藏家，从埃及的卢克索（Luxor）一个经销商那里买了纸莎草卷轴。纸莎草纸有15英尺长，一个无名古人用芦苇刷将黏土和烧油制成的油墨，刷涂在错综复杂的祭司体手稿上。祭司体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裔，只是没有那么正式和华丽，它算是象形文字的速记版本。在史密斯购买手稿之前的几千年里，这两种记事形式——象形文字和祭司体——都成为失落语言的遗迹，它们都无法被使用，也无法翻译。埃及人自己也在争论，是否两种字体甚至本就代表同种语言，又或是他们的祖先只是乐于用无意义的符号来装饰自己的卷轴和坟茔。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8世纪初，一位意大利商人参观吉萨金字塔时，得到了一个木箱，里面装着40个古老的纸莎草卷。他只买了其中一个，村民们为了“享受其燃烧的香味”，而烧掉了其余的。

而到了1862年，事情便不可同日而语。1822年翻译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它囊括了同一篇文本的象形文字、祭司体和希腊文三个版本——忽然为造访那封闭世界的整个时代发展的历程，提供了一个契机。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或是期待从中获利的人来说，这相当于淘金热：如埃德温·史密斯这样的盗墓者或者说寻宝者，蜂拥挤入埃及，他们竭尽所能地收集了很多古老而神秘的文本。

史密斯迁居到康涅狄格州，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弄清手稿内容中的含义。即使是最好的语言学家要翻译一篇简短的祭司体文章，也要花上点年头。而埃德温·史密斯并不是最好的语言学家。但他却获得了一个无可挑剔的书写作品——纸莎草纸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有趣的是，其内容中的某些词句，其油墨不同于其他文字的黑色，而是地上赭石般的绯红。不过它仍旧坚守着自己的秘密。史密斯于1906年去世后，他的女儿将卷轴捐赠予纽约历史协会（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该协会由芝加哥大学的埃及古物学教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所创建。

布雷斯特德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亲自从事卷轴的翻译工作，当他在1930年出版这些译稿时，他宣称所谓的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是“世间真正科学的最古老内核”。

布雷斯特德透露，这个卷轴是本医学教科书。其格式具有惊人的现代性：比如说，文章用红色来突出文本的关键部分，也就是作者希望读者牢记的部分。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其内容的现代性，尽管这卷轴本身至少有3600岁，但其中古老的措辞表明，它所转录的版本比这还要早800年。

在布雷斯特德的译本之前，人们对古埃及医学的普遍观点是，它建立在魔法而并非科学之上。在此之前发现的关于医疗主题的纸莎草纸，都仅仅限于咒语和奇怪药水的处方。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纸也包含了这些：卷轴由48个对战斗伤害的个案研究组成，每一个都附有各自的治疗建议。在案例九中，一个人被击中额头，对其主治医生的建议是：站在病人之上方咏唱以下咒语——“击退伤口中的敌人/赶走血液中的恶魔/荷鲁斯（Horus）[1]的敌人/在伊希斯（Isis）[2]的嘴边/这神殿不会倒塌/血管中再没有敌人/我在伊希斯的庇佑下/欧西里斯（Osiris）[3]之子将营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