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无限制使用权（第4/5页）

随着他与富尔顿的进一步联络，布西又表达出了他的几条告诫。

首先，尽管人类相比其他的实验对象有一定的优势，但也有着一定的缺陷。比如，要做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是……嗯，都是病人。

“在动物实验中，”布西写道，“我们可以假定实验开始时，这个生物是正常的。至少，这是我们动物实验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但至少在目前而言，在人类实验中，从来没有这些前提。”布西指出，历史上确有例外，比如说“在古埃及，罪犯会被用以活体解剖”，但是在当今，“当这些病人受到关注，我们所做的所有实验都是疾病康复的附属物，或者说疾病的疗法。仅仅为这一点，患者们才可能自愿成为实验对象。”

还有神经外科医生本身的问题。布西很感激富尔顿对新一辈研究者的激励，建议他们的兴趣点应该不仅限于“纯粹的结构”，但他也担心其中一些外科医生会行骗。他担心那些野心很大，但心思大意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研究经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或手段。因此他们不懂得控制”。

最后，就是实验功用的问题，即额叶切除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它的成本和收益还是难以衡量。1948年，一位名叫哥斯塔·吕兰德（Gosta Rylander）的瑞典著名神经外科医生用一种主观的方法，基于对额叶切除术病人家属的大规模访谈，发表文章对手术进行了批判。令人恐惧的是，访谈描述了病人们经历了一种微妙却颠覆性的巨变。正如一个年轻女人的母亲所说，“她的确还是我女儿，却变得完全不同于从前。她的肉体还跟我在一块儿，但灵魂好像消解了。”吕兰德的文章在神经外科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布西也因此给富尔顿写了一封委婉但直言不讳的信。“吕兰德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布西写道，“没有被自己的热情所蒙蔽的聪明人绝不会质疑这些结论。在某些情况下，额叶切除术的确是个很有价值的手术。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付出代价。”

富尔顿做出的回应比较保守，“就像你说的，改善就需要高昂的代价，”他写道，但“这正是我们康涅狄格叶切断术委员会正试图去分析的。比彻·斯科维尔在对下切9区和10区的研究中有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他认为这种去除强迫症的手术方式并不激进，也并不会引起智力损伤。”

布西给富尔顿的回信中展现出了20世纪中叶神经科学领域中这奇怪而恐慌的一幕。一方面，富尔顿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和后续的一系列倡导，使得精神外科得以崛起，这也催生出一个神经学探索的全新类型。疗养院突然允许神经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对他们的患者进行“无限制的访问”。而富尔顿和我外祖父这类人，抓住了开放访问这个绝佳的研究机会。但即便如此，也有保罗·布西和马克斯·兹恩德这样的实验学家，他们担心事情会进展过快，越轨甚远。

即使富尔顿也有着和兹恩德一样的担忧，怀疑着疗养院中研究的科学效果，但他从未表现出来过。相反，在兹恩德辞职后，富尔顿还在给我外祖父的一封信里批判了兹恩德一通。“我认为兹恩德医生是站在科学角度，对研究接受过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有着真挚的兴趣，”他写道，“我也觉得他有能力，但他也证明了缺乏技术的头脑毫无用处。”他以一个乐观的论调作为信的结尾，“我相信，我们的额叶切除事业有着光明的未来，我非常感激您对我们额叶切除术这场冒险的兴趣与合作。”

富尔顿有理由保持乐观。媒体继续用热情洋溢的论调来描述额叶切除术，用“外科手术的魔力救了50个疯子”“跟拔牙差不多”这样的标题来编故事。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倡导将这种手术用于患有炮弹震颤的二战老兵，并在耶鲁大学等研究机构发起了额叶切除术研究。当然，即使是神经外科的最坚定捍卫者，也会察觉到这在本质上有些残忍。1948年，富尔顿实验室圣诞晚会的请柬上有幅卡通插画，富尔顿一手拿着没有额叶的脑子，一手拿着手术刀。晚间的娱乐环节，有一群研究生表演唱歌，并将自己的组合命名为“额叶切除四重唱”。

自从约翰·富尔顿的实验室工作启发了埃加斯·莫尼兹发明出额叶切除术，此后的15年里，大脑研究的整个大环境都有了深刻变革。虽然额叶切除的治疗价值仍不清晰，但其科学潜力却非常明确：人类不再被排除在脑损伤实验对象的范畴之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诸如菲尼亚斯·盖奇和叹先生一样的残缺的人，他们的损伤仅仅是因为偶然。而从今以后不再如此。到20世纪中叶，对人类大脑的破坏成了蓄意、有所预谋的做法，这同时也是更为临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