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第3/6页）

而用这些方法来治疗精神疾病，才是这些手术设置的最直接目的，外祖父的内侧颞叶切除术却也同样进展滞缓。他告诉观众们，这些手术在精神病的治疗上，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疗效，实在是没有“明显的生理与行为上的改善”。

那天，那些听到我外祖父的边缘叶研究在治疗和科学领域的双双失败的观众，非常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已经被打入死胡同，应该趁早放弃了。而恰恰相反，外祖父告诉听众，虽然他的研究目前为止并未对大脑机制提供可观的有效信息，但他希望“继续进行边缘叶研究，我们可能会在盲目中摸索，却一步步离这些更深的机制更近”。讲话的最后，他暗示说自己已经开始考虑扩展其研究的方法，考虑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可以规避那些在和疗养院提供的研究对象工作时难以避免的科学误区。外祖父描述了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癫痫如何复发，而他的手术如何缓解癫痫的症状。而现在他说，“我有一个有趣的疑问，切除这些已知的癫痫致病区域（比如对沟回进行双侧切除）是否会跟抗痉挛药物治疗一样减少发作的可能呢？”换言之，如果对心智完全正常的癫痫病患者，而不是患有精神病的人进行边缘叶切除，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一个亟待着答案的开放性问题。

或者说，只是亟待着一位病人而已。

1953年3月，在我外祖父去佛罗里达好莱坞出席哈维·库欣学会会议的前一个月，他和莫莱森一家进行了又一次会诊。虽然这次会诊的细节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猜测。他会询问他们，对亨利的治疗是否有进展，而他们则会跟他汇报亨利病情的恶化。他们会清楚地说明，药物并没有疗效，或者说疗效甚微。由于亨利癫痫发作的频率很高，因此即使在会诊过程中，亨利也会发作一次，他会撇下嘴，把脑袋扭向一边，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手指漫无目的地乱抓自己的裤腿。倘若是如此，我外祖父会仔细观察他，等着亨利走过来。到了会诊结束时，我外祖父应该会对亨利病情的绝望做个总结。

不过接下来，他又会为他们带来希望。

药物没有用，其他方法又或许有用呢？他也许会向他们介绍怀尔德·潘菲尔德的手术，也就是之前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进行的单侧切除手术。他或许会跟他们说起自己的双侧手术，也就是他在新英格兰的疗养院中所尝试的手术。他或许会给莫莱森一家稍微普及一下神经解剖学，他会俯下身子，轻轻敲打亨利头部一侧鬓角的位置。他会解释说，亨利疾病的根源或许就在内侧颞叶的某个部分，即他的手指指向向内几英寸的地方。或许他会告诉莫莱森一家，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他可以完全解除亨利的痛苦。

而莫莱森一家会仔细思考。他们一定会被吓到，毕竟没有哪种药物疗法会比脑外科手术更可怕。然而他们也一定会对外祖父充满信心，毕竟外祖父是位颇负声望的医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能人。不管莫莱森家做了多少算计，不论他们怎样权衡了利弊，在手术可能的风险和现实的绝望之间怎样纠结，这些都不得而知。他们可能花了一段时间彼此争执，询问外祖父。他们也可能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我只知道的是，他们最终同意了。

手术时间定在了1953年8月25日。

在一周前的8月17日，亨利回到哈特福德医院去做脑电图。不像气脑造影图要抽干他的脑脊液，众所周知，脑电图或者说叫EEG是无痛的。亨利躺在轮床上，头皮上贴着许多电极。电极记录下了亨利的脑活动，获取到了他神经元之间所通过的微弱电流。仪器的操作者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脑活动，这些活动呈现成一系列波峰波谷的图像，就像是地震仪上显示的图像一样。当一个异常的峰值出现在他的一侧的内侧颞叶上时，这就证明了亨利的癫痫病灶就定位于此，也就证明，在这个半球进行手术切除或许可以让亨利康复。在监测期间，亨利癫痫小发作了一次，他直接在轮床上失了神。尽管如此，EEG还是没能揭示出癫痫病灶的具体位置。

一位叫做利泽洛特·费舍尔（Liselotte Fischer）的心理学家在8月24日对亨利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这是为手术的效果划定的一个基准，以便之后再次测量。费舍尔记录道，亨利“承认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感到有点儿紧张’，但还是希望手术能对自己有所帮助，或者至少像对其他人那样有些疗效。他的态度始终都很配合且很友好。”

费舍尔拿给亨利笔和纸板，让他画一对男女。亨利首先画了个男人，那是个住院的病人，穿着病号服，脑袋上有个“坏脾气”标识。费舍尔将亨利的这一表现解释为“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所表现出的当下的焦虑”。接着，亨利开始画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