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两个极端

这一届的珠戏年会——至今仍被人称为“中国家屋游戏”，而且往往被人当作经典之作加以引证——对于克尼克和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而言，可说是由他俩的劳绩而来的一种善果，而对卡斯达里和教育委员会来说，也证明了他们征召克尼克担任珠戏的最高首长，是做对了。华尔兹尔、珠戏学园，以及英才集团，由此再度过了一次辉煌而又欢乐的庆会。此种年会，已有多年没有像此次这么热闹了，而这是自从卡斯达里有史以来，由这位年纪最轻、最受争议的珠戏导师初次公开露面、小试牛刀的结果。尤足称道的，是华尔兹尔决意补偿、洗刷去年所招的败绩和耻辱。这次既没有人病倒在床，又没有被吓坏了的代理人，在幸灾乐祸的英才分子的冷酷封杀中，在虽然忠实，但有气无力的胆怯职员的勉强支撑下，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等待大会的来临。这次，这位导师、这位祭司长、这个饰以金银的主要祭品，在以符号作成的庄严棋盘上面，以静默无言、不可侵犯的神态，对众发表他和他朋友合作的作品。他浑身放射着任何世俗集会不可企及的那种沉着、强劲，以及尊贵的光彩，在许多助手的簇拥之下进入大礼堂，有板有眼地依照规定的仪式指导他的年度大赛。他拿起一支发光的金笔，以优美的笔触，一个字一个字写在他面前的小板上，而这些清秀的字迹，便以珠戏的字体被放大一百倍，投射到大礼堂后壁的巨大看板上面，被数以千计的人悄声拼读而出，被发言人朗读出来，播放到全国和世界各地。而到第一节完了之时，他便将那一节的节要公式写在他的小板上面，以优雅动人的姿势指示静坐事项，放下金笔，登上他的座位，摆出完美的打坐姿态，而当此之时，在此大礼堂，在珠戏学园，在卡斯达里的里里外外，在全球的许多国家里面，所有一切玻璃珠戏的忠实信徒，也都一起坐下来做与此完全相同的冥想，直到大礼堂中打坐的这位导师再度立起身来。这整个仪式，看来好像已经做过许多次了，但仍是一样的新颖感人。这个抽象而又似无时间限制的珠戏世界颇富弹性，可以上百的微细差别反映一个人的心灵、口音、气质，以及字迹，而这次的这个人是个伟人，其所得的涵养工夫足以使他自己的灵感遵从珠戏本身的不可破坏的内在法则。所有的助手和对手，英才选手，莫不皆像训练有素的军人一般服从指示，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纵然只是在导师身边奏乐或协助拉幕的人，好像都在依照他自己的灵思演出他的戏局一般。而那些群众，挤满会堂和整个华尔兹尔的广大信众，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跟着这位导师踏上那神圣的曲径，穿过无数多重次元的珠戏心象，而为这个仪式提供了根本的和弦与动人心魄的洪亮钟声——对于心地较为纯朴的社区成员而言，可说是此次庆会带来的最妙乃至唯一的感受，而对那些高明珠戏鉴赏家和英才批评家，以及珠戏助手和职员，乃至珠戏首长兼导师来说，亦可在他们之间唤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情境。

这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连来自外界的使节也都感到了此点并加以称道了；而在这几天当中，亦为玻璃珠戏争取了许许多多而永远皈依的新信徒。但在这次为期十天的庆会结束后，约瑟·克尼克却在此种胜利之光中对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结述此一经验时，说了一些颇为奇异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满足了，”他说，“不错，卡斯达里和玻璃珠戏都是美妙的东西，两者都已接近完美的境地了。只是它们太完美、太美好了。它们实在太美了，美得使人才一想到它们就为它们担忧了。我们只要想到它们也跟其他各种东西一样注定有一天也要成为陈迹，心里就不是滋味。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得不想到此点。”有了这种历史性的陈述，本传的作者就不得不去探究此一工作之中最为微妙而又神秘的部分了。诚然，他很想将这件工作稍稍延后一点，以便乘着此等清楚明白而毫不含糊的情势，继续描述克尼克的成功、他的公职典范，及其人生的顶峰，但是，假如我们不将这位大师生活和性格中的双重性或两极性先做一番说明的话，那我们不但似有引人误解之嫌，同时也离题太远了——虽然他的这种特性，除了德古拉略斯之外，并无他人知晓。实在说来，从现在起，我们的工作将是：以克尼克心灵中的此种二分性，或其不断交替的两极性，作为他的天性里面的主要特色，并如实地加以证实。实际说来，作为一位传记作家，如果他认为应当完全以写圣徒言行录的精神来写卡斯达里一位导师生平的话——ad maiorem gloriam castaliae（为了彰显卡斯达里的光荣），他就不难将约瑟·克尼克担任导师的那几年时光——除了临终那一段时间，完全写成一系列光荣的业绩，完成的任务，所得的成就。在只信文献史实的史家眼中，克尼克导师的服职行为跟历史上的任何珠戏导师一样，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赞美，就是比之在华尔兹尔一窝蜂热衷珠戏的时期担任导师的罗德威克·华色马勒，也不逊色。然而，克尼克担任导师的职务，却得了一个异乎寻常、特别轰动的结果——而在许多判官心中，更是一种可耻的结局，但这结局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意外或不幸，而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前因后果。在此，我们的部分工作就在指出：此种结局与这位可敬导师的辉煌成就并没有什么抵触之处。克尼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德范长昭的行政长才，是他那种高级职位的一种荣誉，是一位无可非议的珠戏导师。但他不仅看出，卡斯达里的光荣——甚至在他为它献身的时候就已感到了——乃是一种有了危机而正在衰退的伟大。他参与它的生活之中，并非没有顾虑，没有怀疑——就像大部分与他同辈的卡斯达里人一样——因为，他不但知道它的起源和发展，而且晓得它是一种历史的实体，不出时间的范畴，免不了要受无情的时代浪潮的冲击和摧残。他对此种历史脉搏的感触，他对他本身及其活动所得的此种感受，就像一个在成长与转变的血流之中运行的细胞一样，早在他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在他的心中成熟了。这虽受了本笃会那位大神父约可伯斯的影响，但这种意识的根苗，很久以前就在他的心中出现了。不论何人，只要真正有意探测此种生活的意义，分析它的特性，都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到这些内在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