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

童年是一个从未被遵守的诺言。

——肯·希尔[1]

01

美国小鬼，美国仔。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这样叫他。对所有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整日在街上游手好闲的小痞孩[2]。八岁的时候，他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而我们其他人，都至少有人陪伴，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开着一辆脏兮兮充满脚臭味的小校车、每天重复测量着学生家和学校之间距离的唐·米米大叔。

有时候，我隐约看见他走在人行道上，低着头，单肩背着书包。那种我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我心生嫉妒。每一个孩子都会被父母用可怕的口吻警告，街上有很多强盗、毒贩、强奸犯在暗中伺机伤害孩子，但利奥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他在的地方，周围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变得古怪，老师们会假装忽略他，他在教室里的时候大家会异常安静。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会聚集在庭园里，那是一个小广场，水泥地面，四周长满了大叶植物，我们三五成群地玩耍，像是凝固在时间里与世隔绝。然而当利奥靠近的时候，等着荡秋千的队伍会沉寂下来，默默地给利奥让出位置。

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为什么。

大约十年前，在被那不勒斯银行雇用了之后，我父亲搬去了巴里[3]。不过那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所有被雇用的新人都要去远离银行总部的基层服务至少两年。一般来说，那不勒斯本地人在被雇用后会成为罗马或者巴里分行的文书，这是银行行业里最底层的职位。二十四个月之后才能申请回调，接着便是一段让人筋疲力尽的漫长等待，再加上信念上的坚持，最终才可能回家。对于我父亲，是整整十年的时光。

就这样，一九八四年夏末，我的父亲爱德华多回到了我们在斯帕拉诺街的家中，邀请我们坐上那辆菲亚特127，那是他两年前分期付款买下的。在就要上车的那一刹那，我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我们要去哪儿？”

“我们回家，”我母亲低声回答，“回那不勒斯。”

“这里难道不是我们的家吗？”

“不。”我父亲插话进来，“这里是炼狱。”

我们进入高速公路向西开，没过多久，一种莫名的悲伤涌上我的心头，仿佛置身于西部片的场景中。我想哭。我才六岁，却要面对这种荒诞，我要移民到我所出生却没有生活过的那个城市。

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旅途中，爱德华多不停地旋转着收音机按钮，大吹特吹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这次工作回迁也意味着他的工资会上涨。“明天我要买一辆阿尔法苏德，先把首付交了，我想要一辆米色的。我受够了现在这辆烂车，每一次超车都需要上帝之手的帮忙……你觉得呢，娜娜？”

我母亲正在观察着窗外的风景，心不在焉地附和了他两句。他将要买的每一样东西，她都会假装支持，并要求同样的待遇。爱德华多的一辆阿尔法苏德意味着她会得到她梦寐以求的斯卡沃利尼家具。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物质上的，不需要任何言语。

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那不勒斯。我是后来才明白，这座城市，对于每一个像爱德华多这样不计一切代价想要回来的人，相应地会有一千个人想要尽快从这里逃离。我父母亲常说这里就像是黄金国埃尔多拉多，我的第一印象却恰恰相反。这里到处充斥着汽油和塑料燃烧的恶臭，像一个巨大的下水道系统，昏暗的街道上到处是在阴影中移动着的令人不安的存在。

我们钻入市中心的街道，来到火车站附近，爱德华多的脸色渐渐好转，接着我们的车从卡波迪蒙特山上一路下坡，最后停在一栋住宅楼前。我数了数，十层高，像一艘偏航的巡洋舰。菲亚特127的车门被猛地推开，我父母亲喘着粗气钻了出来。

刚下车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小男孩，比我大两岁的样子，正踢着足球。让人觉得诡异的，不仅仅是他在晚上这个时间点在街上踢足球以及身上鲜红色的球衣和脚上带钉的球鞋，而是他每次起脚都能精确地击中住宅楼大门上的玻璃窗。他浑身散发着斗犬般的凶狠气息，那时我还无法预知他将会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哎！”我父亲大声地冲他喊道，“你会打碎那玻璃！”语气粗暴。母亲一脸失望——我们还没有搬入新家父亲便开始得罪邻居。

小男孩用手抱起球，转身面向爱德华多，露出挑衅的姿态。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黑色寸头，那双蓝色的眼睛让我想起波利尼亚诺的大海。“你为什么不滚开，去其他地方搞破坏呢？”爱德华多继续冲他大喊。

这时，小痞孩毫不犹豫地从袜子里掏出一把弹簧刀，猛地刺进球里，再把球向爱德华多扔过来，满脸轻蔑的神情。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他站在那儿狠狠地盯着我们，目光里充满了威胁。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有人敢挑战爱德华多的权威。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忽然一闪，消失在住宅楼大门：他登上大理石阶梯时发出踢踏舞一样的声音，而我们停留在原地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