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风是自由的 1992—1995

那些快乐的夏天里，我们无所畏惧。

——黑麋鹿[1]

09

在他倒下的时候，杀手所用的手枪他觉得似曾相识，金光闪闪，像是一匹高高跃起的小马驹的缩影，让他想起那座美国城市，那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还很快乐。

他一直都是那种能够迅速理解局势的人，现在也是，被六颗子弹击中了胸膛和脸庞，他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巧合太过讽刺。他的嘴唇冷得发颤。夜色已深，他已经分辨不清哪条路是回家的，哪条路是通向地狱的。

那是一把柯尔特，男人回想着，357马格南口径的柯尔特蟒蛇左轮手枪。

枪声过后，在人群四处逃散的间隙，有一些好奇的人认出了他。“是文森佐！”某个人喊道，并弯着腰向他走来，他没有去看那个人。“是捡纸箱的人——文森佐！”那个人重复道，“他们开枪打中了捡纸箱的人——文森佐！”

又是那个外号。真是遗憾，男人思索着，就在他临死的时候，被人们从超级英雄的角色降了级。

此刻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男人不想被困在一个喊叫大厅里。他知道那些人在想着什么。他们在想着他一定可以挺过去，因为这是那些从没有杀过人的人唯一相信的真理——没有人会这样轻易地在我眼皮子底下死去。

“你听我说，文森，”一个友善的声音对他低声说道，“保持清醒，文森，救护车正在赶来。”

与此同时，鲜血继续从伤口流出，染红了人行道，凝结着，聚成一个小血洼，冒出一股热气，撕破了夜晚的潮湿。

我能听到你说话，男人意识模糊，但可悲的是我快死了却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人是谁。接着是一阵强烈的抽搐，他面部狰狞起来，口中吐出鲜血：这是死前最后的微笑。

10

那一天音乐死去了，他没有抹发胶发蜡，没有打游戏，也没有扎轮胎。一切都停止了。没有里奇·瓦伦斯，没有印第安人，没有船长，没有水手。利奥十六岁，正是拒绝父爱而去别处寻找自我的年龄。现在连这个可能性也永远没有了，他将会努力去抓住所有关于那个强悍的金发壮年的回忆。那个为了逃避法制跳下阳台的英雄形象，将会变成一张小小的黑白纪念照，两面都打上塑胶，被保存在钱包里，每当美国仔拿出照片时，都会在胸前画十字，献上一吻，表示敬意。

为逝者流下的每一滴泪都会蒸发。

为坟墓献上的每一枝花都会凋零。

为灵魂祷告，上帝会聆听。

我母亲愿意陪着我去教堂，但我父亲坚持说他儿子绝对不能去一个卡莫拉的葬礼，就这样我只能待在我的房间里翻着一本讲述伤膝河大屠杀[2]的书消磨时间。

说实话，我从没有如此感激过他对我的严词拒绝——因为葬礼让我感到痛苦。仅仅是要向某个人表示哀悼这个想法，就会让我陷入巨大的痛苦。我对皮奴西娅和美国女人太过了解以致不能说出符合场合的话语，却又太不了解以致不能保持沉默。然后，我还要待在利奥身旁，低声告诉他我也很痛苦，尽管我再怎么假装也还不及他百万分之一的痛苦。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里容不下半点虚假。

据说并没有很多人去教堂，没有穿着双排扣上衣的帮派分子，也没有六匹马拉着的灵车。只是简简单单的花圈展示，受害者的亲人，几个修女，还有两三个从食堂过来的根本不认识他的流浪汉。

唐·卡洛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弥撒，简单的祷词，语气冷漠。他的出席让很多信徒觉得不寻常，过去他总会被拒绝为这些大佬主持葬礼，有几次甚至被那些控制着街区的卡莫拉从布道台扔到大街上去。而这一次因为某个人的支持，便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粗野行为。美国女人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流浪汉食堂，如果没有她，没有人会把教区牧师的出席当回事儿。

来到墓地，整个仪式中利奥都保持沉默，没有流一滴眼泪。直到最后他也没有从棺材上移开目光，甚至当墓地雇员把棺材放下塞进一个地板门里，就像把信塞进邮局信箱里那样。“那现在呢？”皮奴西娅问负责人，“我父亲自己一个人在下面做什么呢？”

自从文森佐出狱以后，在街区里便有流言，他不再受宠。也许他已经叛变了，有些人暗示，他叛变了自己的团伙投靠了另外一个家庭，另一些人则推测出更坏的情况：他已经悔过自新并告密了。据说，从监狱里出来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想着去恢复旧的秩序，要么想着悔过自新。而蜘蛛人并没有想过去恢复任何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猜疑也许正是他的团伙指派了杀手。流言四起，像风一样沙沙作响，又像一纸判决书回荡着：石头脸没有出席葬礼，没有送花，没有向寡妇表示哀悼。事实上和我的表现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