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3/4页）

雪花在我们周围静静地飘浮，又落入无尽的黑暗里，但我们已经穿行到了另一边，去往那个更轻盈的世界：我去到了童年时住过的霍德夏沙隆，到达了那片开阔的绿色田野；哈米去到了希伯伦种满橄榄和松树的旱谷，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我跟他讲起我们房子附近的果园，里面有橙子树、柠檬树和小柑橘树，还有我们是怎样沿着马格戴尔的田地去看望我们住在拉蒙特哈沙维姆乡村的朋友们，或者去耐威雅克的游泳池的。哈米给我讲他母亲在拉马拉的房子，还有周围那些高高的方解石山：“它们看上去像海浪，”他说，伸展双臂，“像是一片由山峰组成的静止的海洋。”他还聊起他曾经会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坐在一棵巨大的桑树下，只为描绘四周的风景。

尽管被钢铁和混凝土、柏油马路和石头的残骸所包围，我们还是热切无比地聊起了橄榄树。他描述着树叶背面的银灰色：“银色的那一面才是它们那么令人怀念的原因。”他解释说：那就像是穿过泪雾才能看见它们。我回忆起冬末的时候，橄榄园的灰绿色是怎样映衬着繁盛而茂密的杏仁树的。他又想起菊花的黄颜色。对他来说，那就是春天的气味。他又提起克劳德·莫奈画上的红罂粟色的斑点，我再次看见、再次感受到了那片我曾经穿行而过的高高的野草，有毛茸茸的、有黏人的毛刺，还有蒲公英的绒毛。我们回忆起小时候咀嚼旱叶草和锦葵的茎，我们都叫它chubeza。然后，我们都因为回忆给我们在这纽约夜晚寒冷的空气中所带来的田野的味道和香气而大笑出声。

我们一边走去车站，坐上地铁，一边继续聊着。我们把纽约的秋天、春天和我们家乡飞逝而糊弄人的过渡性季节做了对比：用我们的喀新风对决纽约的热浪，还有以色列夏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和与之相反的夜里温暖的微风。我们一直聊到了下一个车站。我们舒服地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但不久，车门开启，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坐下。车门滑动着关上，地铁开动，我们沉默了下来。

我看见我们俩脸上的影像从黑色的玻璃上直视着我们，它们透明而苍白。像是在平行的地铁上穿行的忧郁的鬼魂，不属于真实的世界，从玻璃上静默地盯着我俩。隧道的墙壁向后滑入黑暗中，我回忆起我们第一次一起刷牙时的情景——我们的手指犹豫着在水管上触碰在了一起。在我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再把牙膏蘸进水里的时候，我的左手自发地伸出去关水龙头，然后就撞上了他湿湿的手——他的手也是无意识地伸出去的。在水停止流出之后的沉默里，我们中的一个，估计是哈米，问：“你也是被一路教导着不要浪费水长大的？”又或者发问的人其实是我，然后乐了的那个是哈米：“你也是？”当浴室只剩下我们刷牙的声音时，我从镜中望向他，想着沙漠的威胁在我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节约用水是每一个在像我们那般干热地区里长大的人都被耳提面命的义务。我想着它是怎样在我们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被重复提起，直到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本能，那个优良的、过时的教导跟着我们到了这里——美国。我们之间的相似性，那共同的命运，一定就是人们在说起一个人被印上了他故土的印记的时候说的那个意思。

“但我们在这里还在乎水干吗呢？”他在漱过口之后说，傻笑着抬头看我映在镜中的眼睛，“说到底，谁会计数呢？”他把水开大，在泛起白沫的水里冲洗双手，冲我喷水，闹哄哄地大笑，“Yallah，mayeh！”他大声喊，“水！”

我们爬上桥湾站的台阶，走入呼啸的风和满地的白雪中，在继续艰难地行进之前决定先在一家银行门口的雨棚下躲躲。

“大海，”他带着一副失望的表情说，“你似乎没有提起大海。”风突然变得更加锐利，狠狠地抽在我们的脸上，哈米迎着风望向远处。

我扭脸看着漆黑一片的银行内部，瑟瑟发抖。带着一阵良心上的苦涩感，我记起最近每次想起大海的时刻，但每一次海水都化作凶狠的浪潮向我涌来，它退去，它流动。我把这不该想起的景象从心中删去，搜索着别的值得怀念的事物。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Soho，走着去见乔伊和托姆，约会地点是安吉莉卡电影院。当走过教堂街时，我们停在美术馆向圭多先生问好。

哈米的油画挂在里面的墙上——圭多先生在1月的时候买走了风景系列的两幅矩形画作。这两幅画第一眼望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里面都有一条流经废墟之城的小河，城市淹没在傍晚微黄色的阴影里。水面上、枝杈中、深绿色的草的倒影中间，漂浮着一只工鞋、一把梳子和一只碎了的陶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