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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的时候，妈妈正在一边替我叠衣服，一边看一个叫作《观点》的电视节目。我告诉她，今天的郁金香啦荷兰艺术家啦什么的都是奥古斯塔斯设计的，因为他要用他的“愿望”带我去阿姆斯特丹。“这有点过头了，”她摇摇头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呢。”

“他不是陌生人。他多半可算我第二好的朋友。”

“排在凯特琳之后？”

“排在你之后。”我说。我说的是真话，但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我想去阿姆斯特丹。

“我要问问玛丽亚医生。”过了一会儿妈妈说。

玛丽亚医生说若我想去阿姆斯特丹，必须有一名对我的病情极为熟悉的成人陪同才行，基本上这就只能是我妈或者是玛丽亚医生本人。（我爸对我癌症的了解程度跟我一样：模模糊糊、一知半解，与普通人了解电路和潮汐的水平相当，但我妈对青少年分化型甲状腺癌的了解超过了大多数肿瘤科医生。）

“那么你会陪我去吧？”我说，“灯神会付你的路费的，灯神很阔气。”

“可是你爸爸怎么办？”妈妈说，“他会想我们的。这对他不公平，可他上班又不能请假。”

“你开玩笑吗？你不觉得爸爸能享受几天自在日子会很高兴吗？他终于可以看点儿跟胸怀大志的模特无关的电视，可以每天晚上叫比萨外卖，用厨房纸巾当盘子，逃避刷碗。”

妈妈大笑起来。终于，她也开始热血沸腾，把要做的事一项一项输入手机：她得给格斯的父母打电话，和灯神谈谈我医药方面的需要，问他们订好酒店了没有，还有哪些导游书最好，如果只有三天我们应当事先做功课，诸如此类。我有点儿头疼了，于是吞下几片镇痛药，决定去小睡一会儿。

但结果我只是躺在床上，脑子里从头到尾反复重播跟奥古斯塔斯一起野餐的情景，忍不住地想着他碰到我的时候我全身紧张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那种温柔的亲近之举感觉不太对劲。我想也许是因为整件事都策划得过于精心，当然奥古斯塔斯好得没话说，但野餐时的一切他都做得有点儿过火，比如那些带着隐喻却很难吃的三明治，还有不许人插嘴的独白朗诵。这些给人的感觉是浪漫主义，却不浪漫。

但事实是，我从来没有期待过他会吻我，还没到水到渠成渴望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得说，的确，他英俊迷人，我为他心动。借用中学里的一句俗话：我对他“有感觉”。但真正的接触，现实中的碰触……完全不对头。

随后，我发现自己在担心会不会因为要去阿姆斯特丹而不得不跟他亲热，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因为（a）首先，我想不想吻他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b）为了免费旅游而吻某个人非常危险，几乎等同于十足的卖身，而我必须承认，尽管我没把自己设想成格外正直的好人，但也绝没想过我第一次真正的性行为可能是妓女式的。

不过话说回来，他并没有吻我的意思。他只是摸了摸我的脸，这甚至没有任何性意味。算不上是调情之举，但肯定是事先设计好的，因为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不擅长临场发挥。那么，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而我又为什么本能地抗拒接受？

思来想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对这次会面进行凯特琳式的分析，于是我决定给凯特琳发短信，请教她的意见。她立即给我打来电话。

“我遇到个交往难题。”我说。

“快说来听听。”凯特琳答道。我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她，包括令人尴尬的摸脸事件，只保留了阿姆斯特丹之行和奥古斯塔斯的名字没讲。“你确定他够帅？”我说完后她问。

“非常肯定。”我说。

“运动员型的？”

“嗯，他以前在北部中央高中打篮球。”

“哇噢。你怎么认识他的？”

“可怕的互助小组。”

“哈。”凯特琳说，“出于好奇问一句，这家伙到底有几条腿？”

“差不多……一点四条吧。”我微笑。在印第安纳州，篮球运动员是很有名的，尽管凯特琳没上北部中央高中，但她的社会关系网还是很广的。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她说。

“呃，也许吧！”

“哦，我的天哪，我在聚会上见过他。这男孩要是落到我手里，什么事做不出来？哦，我是说，现在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当然就不会啦。可是，哦，上帝耶稣老天爷啊，我真想骑着那匹独腿小马一路狂奔到马厩。”

“凯特琳。”我说。

“抱歉。你觉得你是不是只能在上边？”

“凯特琳。”我说。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你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也许……你是同性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