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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没再同奥古斯塔斯联系。“碎奖杯之夜”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所以，按照传统来说，轮到他给我打了。但他没打。当然，我可不至于身穿特别的黄色连衣裙，整天把电话握在汗津津的手心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耐心地等着我那位“来电的绅士”不辜负他的美名。我的生活照常进行：某天下午同凯特琳和她的男朋友（很可爱但坦白地说完全不是奥古斯塔斯那型的）喝了咖啡；按时吞下每日推荐剂量的法兰昔弗；一周三个早上去MCC上课；每天晚上，都坐下来和爸爸妈妈共进晚餐。

星期天晚上，我们吃青椒西兰花比萨。我的电话欢唱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围坐在厨房里的小圆桌旁，但我不能去接，因为我们家有严格的规矩：吃饭时不碰电话。

于是我吃得很少，而爸妈正在讨论巴布亚新几内亚刚发生的一场地震。他们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和平队相识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那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可怕的坏事，他们就好像突然摇身一变，从身形庞大不爱活动的生物变回了当年那两个满怀理想主义、独立强健的年轻人。他们谈得如痴如醉，都顾不上往我这边瞟一眼，而我吃得前所未有的快，飞速将食物从盘子里转移到嘴里，其穷凶极恶程度导致我上气不接下气，这当然让我有点儿担心：我的肺是不是又开始泡在日益增多的积液里了？我尽量把这个念头摒除掉。我已经预约了PET扫描，就在几周之后。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会很快发现的。忧虑过甚没有任何好处。

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忧。我喜欢活着。我想要继续活下去。忧虑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我终于完事，说：“我吃好了，能离开了吗？”他们正沉浸于几内亚基础设施之优缺点的畅谈中，停都没停。我从放在料理台上的包里拿出电话，查看最近的未接来电。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打来的。

我溜出后门，在暮色中，可以看到秋千架，我想了想要不要走到那儿去，跟他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荡荡秋千，但它似乎太远了，因为吃饭让我很累。

于是我在露台边缘的草地上躺下，仰望着猎户座——我认得的唯一一个星座，然后给他打电话。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说，“你好吗？”

“好极了，”他说，“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大概可以按分钟计算，不过我忍住了，一直等到能就《无比美妙的痛苦》一书理出一个连贯的想法。”（他用拉丁文说的“就”——“in re”，真这么说的。这男孩！）

“洗耳恭听。”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读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好像，就好像，呃。”

“好像什么？”我打趣地问。

“好像它是件礼物？”他不太肯定地说，“好像你给了我什么重要的东西。”

“哦。”我轻声说。

“这么说太文艺腔了，”他说，“对不起。”

“不，”我说，“别。不用道歉。”

“但它没完。”

“对。”我说。

“折磨。我百分之百明白，我明白安娜多半死了。”

“对，我猜是这样。”我说。

“好吧，合情合理，可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契约的，我觉得一本书没有结局怎么说也违反契约了。”

“我不知道，”我说，感觉自己有点儿为彼得·范·豪滕辩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它真实地描绘了死亡。死亡会突然降临。也许你的人生刚进行到中途，也许句子刚写到一半。可我的确——天，我的的确确真的想知道其他人都怎么样了。我在信里问他的就是这个。可他，嗯，他从来没回过信。”

“对了，你说他离群索居？”

“正确。”

“无迹可寻。”

“正确。”

“彻头彻尾遥不可及。”奥古斯塔斯说。

“很不幸，是的。”

“亲爱的沃特斯先生，”他回答，“你四月六日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发之电子来函收悉，十分感谢。在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仍有地理概念存焉，可喜可贺。”

“奥古斯塔斯，搞什么鬼？”

“他有个助理，”奥古斯塔斯说，“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我找到了她，给她发了电邮，她转给了范·豪滕。他老人家从助理的邮箱账户回复的。”

“好的，好的，快接着读。”

“秉承先辈的光辉传统，我的回函是以纸笔写就的，后由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录为一系列1与0的排列组合，再通过近年来将全人类一网打尽的乏味网络传送出去，因此我要为可能导致的错漏之处提前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