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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我们开了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每隔一段时间，一拨医生、社工还有理疗师之类的有关人员就会在会议室碰头，围着一张大圆桌讨论我的情况（不是关于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情况，也不是关于阿姆斯特丹的情况，是癌症情况）。

玛丽亚医生主持会议。我到那儿的时候她拥抱了我，她特喜欢拥抱。

我感觉好一点儿了，我猜。整晚戴着BiPAP呼吸机睡觉让我觉得我的肺几乎跟正常无异了，不过，当然，我其实已经不记得用正常肺呼吸是什么感觉了。

人到齐了之后，大家都煞有介事地关掉手机呼机什么的，一心一意关心我。然后玛丽亚医生说：“好消息是，法兰昔弗依然有效地控制着肿瘤生长，但很明显，我们还有个严重的难题，就是胸腔积液。所以现在问题是：下一步如何继续？”

然后她就只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回答似的。“呃，”我说，“我好像不是房间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她微笑起来：“没错，我在等西蒙斯医生的意见。西蒙斯医生，您看呢？”那是另一位很有能耐的肿瘤医生。

“嗯，我们从其他病例得知，大部分病人的肿瘤最终会有办法克服法兰昔弗的药效而得以生长。不过如果是那种情况，扫描结果上就应该能看到癌细胞扩散，而我们没看到，所以还没到那一步。”

还没到，我想。

西蒙斯医生用食指“笃笃”轻敲桌面。“我的想法是，有可能是法兰昔弗加剧了积水，但是如果停掉法兰昔弗，我们可能要面对更严重的问题。”

玛丽亚医生补充：“我们对法兰昔弗的长期效果还不清楚。用这种药的时间像你一样长的病人非常少。”

“所以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打算维持现有治疗方案。”玛丽亚医生说，“但我们得多费点儿力气防止胸腔积液。”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有点儿恶心，好像要吐了似的。总体而言我讨厌所有的癌症小组会议，这一次尤为讨厌。“你的肿瘤没有消失，海蓁。但是我们见过跟你同等程度的肿瘤病人，也有存活时间很长的。”（我没有问很长时间到底是多长，那个错误我以前就犯过了。）“我知道刚从ICU出来感觉很不好受，但你的胸腔积液问题，至少目前来看，是可控的。”

“我不能做个肺移植手术什么的吗？”我问。

玛丽亚医生抿紧了嘴：“很不幸，你不会被评估为移植手术的有力人选。”我懂了：把健康的肺浪费在毫无希望的病人身上没有用。我点点头，努力不露出受伤的神情。爸爸开始流眼泪。我没有看他，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于是他压抑的抽泣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声音。

我决不愿他受到伤害。大部分时候，我可以忘记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也许他们有我在身边的确高兴，但我却是我父母全部痛苦折磨的源头。

就在我的奇迹发生之前，我在ICU里看起来危在旦夕那一次，妈妈告诉我，放手也可以，我也想放手，但我的肺始终在寻求空气，妈妈扑在爸爸怀里泣不成声地说了句话，我真希望自己没听到，也希望她永不知道我听见了。她说：“我再也不是一个母亲了。”这话让我非常难受，仿佛摧心剖肝，五内俱焚。

在整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期间，我不停地想起那句话。我没法把当时的情景从脑海中赶走，她说那句话时的语气，仿佛自己再也好不起来了，而这很可能是真的。

无论如何，最终我们决定维持原样，只不过要更频繁地为我排出积液。结束之前，我问大家我能不能去阿姆斯特丹，西蒙斯医生笑了，是真的笑出了声。随后玛丽亚医生说：“有何不可？”西蒙斯满腹狐疑地问：“有何不可？”玛丽亚医生说：“是啊，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去，反正飞机上都有供氧装置。”西蒙斯医生说：“他们会让呼吸机过安检门吗？”玛丽亚说：“嗯，要不然也可以在飞机上为她准备一台。”

“海蓁是接受法兰昔弗治疗最有前途的存活者，起码是其中之一——让这样一个病人飞八小时，其间无法与最熟悉她病情的仅有几位医生联系，在我看来这是灾难性的处方。”

玛丽亚医生耸耸肩。“会增加一些风险，”她承认，但随后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不过这是你的人生。”

可惜这人生并非真由我说了算。开车回家的路上，爸妈达成一致：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除非医生认可此行毫无危险。

奥古斯塔斯那天晚饭后打电话给我。我已经上床了——目前晚饭后等同于我的上床时间。我背靠无数枕头，小蓝依偎在身边，膝头放着电脑。

我接了电话，说：“坏消息。”他说：“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