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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带一个旅行箱。我拿不了箱子，妈妈坚持说她拿不动两个，因此我们只好不择手段地争夺黑色旅行箱里的空间。这个旅行箱是爸妈得到的结婚礼物，可怜这老古董本应在异国风情中度过大好年华，结果却只落得常年往返于代顿和本地之间，因为爸爸供职的莫里斯房地产公司在代顿有个办事处，爸爸常去那儿出差。

我和妈妈据理力争，说我应该占旅行箱略多于一半的空间，因为说到底，要是没有我和我的癌症，我们根本就去不了阿姆斯特丹。妈妈迎头反击，说因为她的体积是我的两倍，她需要更多的实体织物来维持端庄得体，因此她至少有权占领旅行箱的三分之二。

最后，我们谁也没赢。就这么着吧。

我们的航班中午才起飞，但妈妈早上五点半就把我叫醒了，她打开灯，大叫一声：“阿姆斯特丹！”整个早上她都跑来跑去确认我们带没带国际转换插头，检查了四五遍我们旅途带的氧气瓶数目是否无误，氧气是否全都装满了，等等。在此期间，我则滚下床来，穿上我的“阿姆斯特丹旅游行头”——牛仔裤，粉色紧身背心，还有一件黑色羊毛开衫，怕飞机上太冷。

六点一刻，行李都装上了车，妈妈坚持说我们应该和爸爸一起吃早饭，可是我从道义上反对天亮之前吃早餐，因为我又不是需要攒足体力在地里辛苦一天的十九世纪俄国农民。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往肚子里填了点鸡蛋，爸妈则美餐了一顿他们最喜欢的自制改良版鸡蛋“麦满分”。

“为什么早餐非得吃早餐吃的东西呢？”我问他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早餐不吃咖喱？”

“海蓁，快吃。”

“可是到底为什么啊？”我问，“我是认真的，为什么炒鸡蛋一直就是早餐的专属材料？你可以用培根做三明治，谁也不会大惊小怪。但是一旦三明治里有鸡蛋，哟！那就成了‘早餐’三明治了。”

爸爸嘴里塞满了吃的说：“等你们回来，我们就吃早餐的东西当晚餐。满意啦？”

“我不想‘吃早餐的东西当晚餐’。”我答道，把刀叉交叉搁在我几乎没怎么动的盘子上，“我想吃炒鸡蛋当晚餐，但不想听这种荒谬的解释，说什么只要有炒鸡蛋就是早餐，即使晚上吃也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你得谨慎挑选自己的战斗，海蓁，专心更容易成功。”妈妈说，“不过如果这就是你想捍卫的事业，我们都会站在你身后支持你。”

“我要站远一点。”爸爸补充说，妈妈大笑起来。

无论如何，我知道这很傻，但我真的有点儿为炒鸡蛋感到难过。

他们吃完之后，爸爸洗盘子，送我们去车上。当然，他哭了起来，吻了我的脸颊。他湿漉漉、满是胡茬的脸贴着我，鼻子抵在我的颧骨上，悄声说：“我爱你。我真为你骄傲。”（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在心里想。）

“谢谢，爸。”

“几天之后见，亲爱的。我太爱你了。”

“我也爱你，爸。”我微微一笑，“再说只去三天。”

我们在车道上倒车的时候我一直对他挥手，他也一直向我挥手，哭个不停。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在想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很可能生命中的每一天早上出门上班时都这么想，而那很可能糟透了。

妈妈和我开车到奥古斯塔斯家，到了之后，她让我待在车里休息，但我坚持跟她一起往门口走去。走近他家的时候，我听到房子里有人在哭。一开始我没想到那是格斯，因为那声音和他平时说话的低沉声线完全不一样，可后来我听到一个绝对是他的但有些扭曲的声音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妈妈，它属于我。”我妈妈飞快地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肩，把我转了个方向，推着我往车那边快步走去，我说：“妈，出什么事了？”

她说：“我们不能偷听，海蓁。”

我们回到车上，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说如果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在外面。

我们对他家的房子注目片刻。房子这东西有一点颇为诡异，就是虽然它们包容着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看起来却永远是一副里面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我想知道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建筑的意义所在。

“嗯，”过了一会儿妈妈说，“我们来得太早了，我猜。”

“说的好像逼我五点半就爬起来的人不是你似的。”我说。妈妈伸手到我们俩的座椅之间拿出咖啡杯，啜了一口。我的电话振动起来：奥古斯塔斯来了短信。

实在难以决定穿什么好。你喜欢我穿POLO衫还是纽扣领衬衫？

我回复：

纽扣领。

三十秒后，大门开了，奥古斯塔斯微笑着出现在门口，身后拖着带轮的旅行包。他穿着一件熨过的天蓝色纽扣领衬衫，下摆掖在牛仔裤里；嘴唇上，一根骆驼特醇香烟晃晃悠悠。我妈妈下车跟他打招呼，他暂时把烟拿下来，用我熟悉的那种自信十足的嗓音说：“见到您总是很高兴，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