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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那铃声是格斯最喜欢的“潮热”乐队的一首歌，这意味着电话是他打来的——或者是别人用他的手机打的。我瞟了一眼闹钟：凌晨两点三十五分。他死了，我想。我心里一切都坍塌了，变成一个奇点 [1] 。

我好不容易挤出一声“喂？”

等着听筒里传出他爸爸或妈妈万念俱灰的声音。

“海蓁·格蕾丝。”奥古斯塔斯虚弱地说。

“哦，感谢上帝是你打来的。嗨。嗨。我爱你。”

“海蓁·格蕾丝，我在加油站，出问题了。你得帮帮我。”

“什么？你在哪儿？”

“高速公路八十六号出口，通向迪奇路的地方。我好像把胃管弄坏了，怎么也搞不好，我……”

“我这就打911。”我说。

“别别别别，他们会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海蓁，听我说，别打911，别找我爸妈要不我永远也不原谅你求你了别……你过来就行过来把他妈的那胃管弄好就行。我，天哪，这是最蠢的事。我不想让爸妈知道我出来了，拜托。我带着药，就是输不进去。求求你。”他在哭。我从来没听过他哭成这样，除了去阿姆斯特丹之前在他家屋外听到的呜咽声之外。

“好的，”我说，“我现在就过来。”

我把管子从呼吸机上取下来，接上氧气瓶，把氧气瓶装上便携推车，穿上和我的粉色棉质睡裤相配的软帮球鞋，套上一件巴特勒篮球T恤，这是格斯的旧衣服。我从妈妈常放钥匙的厨房抽屉找到了钥匙，又留了张字条，怕他们醒来发现我不在。

我去看格斯了。事情很重要，抱歉。

爱你们，H

我开车去加油站的几英里路上，逐渐清醒了，开始奇怪格斯为什么大半夜的出门。也许他产生了幻觉，或者英雄主义殉难情结发作了。

我在迪奇路上加速冲过了好几个黄灯，开快车部分是因为我想赶快找到他，也有一部分是希望某个警察出来把我拦下，让我有借口告诉别人，我的病危男友被困在加油站外，胃管也不起作用了。但终究没有警察冒出来替我作决定。

停车场只有两辆车。我停在他的车旁边，打开他的车门，车内灯亮了起来。奥古斯塔斯坐在驾驶位，全身都沾满了他自己的呕吐物，两手按着腹部胃管插进体内的地方。“你好。”他喃喃道。

“哦，天哪，奥古斯塔斯，我们得送你去医院。”

“麻烦你帮我看看就好。”我屏住呼吸，弯下腰检查他的肚子，肚脐上的地方，医生做了手术，把胃管插入他身体。他腹部的皮肤发热，又红又亮。

“格斯，我想你这里感染了。我弄不好这个。你为什么在这儿？怎么不在家？”他刚才吐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力气把头扭开。“哦，宝贝。”我说。

“我想买包烟。”他含糊地说，“我那包丢了。也许是被他们拿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说再给我买一包，可我想……自己来。自己做一件小事。”

他直直地瞪着前方。我悄悄地掏出手机，垂下眼帘拨了911。

“对不起，”我跟他说。“这里是911，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您好，我在高速公路通向迪奇路的八十六号出口，需要救护车。我一生挚爱的恋人胃管出了问题。”

他抬眼看着我。这情景惨不可言，我简直无法直视他。那个叼着没点燃的烟、勾起一边嘴角微笑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不复存在了，替代他的是这个坐在我面前绝望而饱受羞辱的可怜人。

“就这样了。我连想不抽烟也不可得了。”

“格斯，我爱你。”

“我哪还有机会成为某人的彼得·范·豪滕呢？”他虚弱地砸了一下方向盘，趁着喇叭响起的时候哭了。他仰头靠着，往上看去。“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恨这一切我恨这一切我让自己觉得恶心我恨我恨我恨啊就让我他妈去死吧。”

按照这一类文学的传统，我应当写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保留着幽默感，一刻也没有放弃勇气，他的精神像不可战胜的雄鹰般翱翔，直到这个世界再也容不下他那欢乐的灵魂。

可现实是，一个可怜的男孩，绝望地不想被人可怜，他尖叫、哭泣，被感染的胃管戕害——这胃管维持着他的生命，却又不足以让他真的生活。

我给他擦了擦下巴，双手捧住他的脸，在他身边单膝跪下，好看清楚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仍然鲜活。“我很抱歉。我希望能像那部电影一样，波斯人和斯巴达人那部。”

“我也是。”他说。

“可惜不能。”我说。

“我知道。”他说。

“没有坏蛋。”

“是啊。”

“就连癌症也并不是坏蛋：癌细胞只想活下去。”

“是啊。”

“你没事的。”我告诉他。我听到了急救车的汽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