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火车飞驶过一长排红石头房子，房子有个花园，四棵茂密的棕榈树，树荫下有桌子。另一边是大海。接着有一条路堑穿过红石和泥土间，大海就只是偶尔跃入眼帘了，而且远在下面，紧靠岩礁。

“我在巴勒莫[135]买下它的，我们在岸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那天是星期天早上。这人要求付美元，我就给了他一块半美元。它唱得可好听呢。”美国太太说。

火车上好热，卧铺车厢里好热。窗子敞开也没有风吹进来。美国太太把百叶窗拉下，就此再也看不见大海了，连偶尔也看不见了。另一边是玻璃，外面是过道，对面是一扇开着的窗，窗外是灰不溜秋的树木，一条精光溜滑的路，一片片平展展的葡萄田，后面有玄武石丘陵。

许多高高的烟囱冒着烟——火车开进马赛，减低速度，沿着一条铁轨，穿越许多条其他铁轨，进了站。火车在马赛站停靠二十五分钟，美国太太买了一份《每日邮报》、半瓶埃维矿泉水。她沿着站台走了一小段路，不过她紧挨着火车踏级那一面，因为在戛纳[136]，火车停靠十二分钟，没发出开车信号就开了，她好容易才及时上了车。美国太太耳朵有点背，她生怕发出了开车信号自己听不见。

火车离开了马赛站，不但调车场和工厂的烟都落在后面，回头一看，连马赛城和背靠石头丘陵的海港，以及水面上的夕阳余晖都落在后面。天快黑时，火车开过田野一所着火的农舍。沿路停着一排汽车，农舍里搬出来的被褥衣物都摊在田野上。许多人在观看火烧房子。天黑后，火车到了阿维尼翁[137]。旅客上上下下。准备回巴黎的法国人在报摊上买当天的法国报纸。站台上有黑人士兵。他们穿着棕色军装，个子高大，紧挨着电灯光下，脸庞照得亮堂堂。他们的脸很黑，个子高得没法逼视。火车离开阿维尼翁站，黑人还站在那儿。有个矮小的白人中士跟他们在一起。

卧铺车厢里，乘务员把壁间三张床铺拉下来，铺开准备让旅客睡觉。夜里，美国太太躺着，睡不着觉，因为火车是快车，开得很快，她就怕夜里的车速快。美国太太的床靠着窗。从巴勒莫买来的金丝雀，笼子上盖着块布，挂在去洗手间的过道上通风处。车厢外亮着盏蓝灯，火车通宵开得飞快，美国太太醒着，等待撞车。

早上，火车开近巴黎了，美国太太从洗手间里出来，尽管没睡，气色还是很好，一看就是个半老的美国妇女，她拿下鸟笼上的布，把笼子挂在阳光下，就回到餐车里去用早餐。她再回到卧铺车厢时，床铺已经推回壁间，弄成座位，在敞开的窗子照进来的阳光里，金丝雀在抖动羽毛，火车离巴黎更近了。

“它爱太阳，”美国太太说，“它一会儿就要唱了。”

金丝雀抖动羽毛，啄啄毛。“我一向爱鸟，”美国太太说，“我把它带给我的小女儿。瞧——它在唱了。”

金丝雀吱吱喳喳唱了，竖起喉间的羽毛，接着凑下嘴又啄羽毛了。火车开过一条河，开过一片精心护养的森林。火车开过许多巴黎郊外的城镇。镇上都有电车，迎面只见墙上有贝佳妮、杜博涅和潘诺等名酒的大幅广告画。看来火车开过这一切时似乎是在早餐前。我有好几分钟没听那个美国太太同我妻子说话。

“你丈夫也是美国人吧？”那位太太问。

“是的，”我妻子说，“我们俩都是美国人。”

“我还以为你们是英国人呢。”

“哦，不是。”

“也许因为我用背带[138]的缘故。”我说。我原想开口说吊带[139]，后来为了保持我的英国特色，才改了口说背带。美国太太没听见。她耳朵真是背极了；她看人家嘴唇动来辨别说话的意义，我没朝她看。我望着窗外呢。她径自同我妻子说话。

“我很高兴你们是美国人。美国男人都是好丈夫，”美国太太说着，“不瞒你说，所以我们才离开大陆。我女儿在沃韦[140]爱上一个男人。”她停了一下。“他们疯狂地爱上了。”她又停了一下，“我当然把她带走了。”

“她断念了没有？”我妻子问。

“我看没有，”美国太太说，“她根本不吃也不睡。我想尽办法，可是她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对世事不闻不问。我不能把她嫁给外国人啊。”她顿了一下。“有个人，是个很好的朋友，有一回告诉我，‘外国人做不了美国姑娘的好丈夫。’”

“对，”我妻子说，“我看做不了。”

美国太太称赞我妻子的旅装，原来这位美国太太二十年来也是一直在圣昂诺路这家裁缝店买衣服的。店里有她的身架尺寸，有个熟悉她，知道她口味的店员替她挑选衣服，寄到美国去。衣服寄到纽约她所在住宅区附近的邮局，关税一点也不算高，因为邮局当场打开来看，式样总是很朴素，没有金边，也没有装饰品，看不出衣服是贵重服装。现在的店员名叫泰雷兹，从前一个叫阿梅莉。二十年来一共就只用过这两个。裁缝也始终是一个。可是，价钱倒上涨了。不过，外汇兑换还是相等。现在店里也有她女儿的身架尺寸了。她成人了，现在尺寸不大有变化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