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麦夫鲁特离家出走 要是明天在街上看见，你能认出她来吗？

穆斯塔法：得知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去了考尔库特的婚礼，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像从头到脚被浇了开水。现在我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随着大巴的摇晃，我的头不时撞到冰冷的车窗上：我在想，要是我从未去过伊斯坦布尔，要是我一步也没迈出过村子就好了。

1978年10月初，天气尚未转冷、钵扎开季前的一个晚上，麦夫鲁特走进家门，发现爸爸在黑暗里坐着。那时很多家都亮着灯，所以一开始他以为家里没人，随后便感到了害怕，以为家里进了小偷，但快速跳动的心脏提醒他，害怕是因为爸爸知道了他去婚礼的事情。出席婚礼的所有人—其实是整个村子—彼此都是亲戚，因此对爸爸隐瞒这样一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十之八九，因为爸爸现在知道麦夫鲁特明白这第二种情形—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爸爸会有所耳闻却还是去了婚礼—所以更加恼怒。

他们有两个月没有见面了。自从麦夫鲁特九年前来到伊斯坦布尔，父子俩还没分开过这么长时间。尽管爸爸总是喜怒无常，尽管父子之间的矛盾没完没了—或者完全由于这个原因—麦夫鲁特知道他们是朋友和同志，但他也发现自己厌倦了爸爸那惩罚性的沉默和愤怒的危机。

“你过来！”

麦夫鲁特走了过去。但爸爸没有像麦夫鲁特预料的那样扇他耳光，却指了指桌上。麦夫鲁特在昏暗中勉强看见了一沓二十马克的钞票。爸爸是怎么从床垫下面找到它们的？

“这些钱是谁给你的？”

“我挣的。”

“你怎么挣了这么多钱？”爸爸把攒下的钱存去银行，通货膨胀百分之八十的时候，银行却只给百分之三十三的利息，因此他的钱贬值了，但他固执地不接受贬值，也不愿意知道如何兑换外汇。

“钱不很多。”麦夫鲁特说，“一千六百八十马克。也有去年的钱，我卖酸奶攒的。”

“你还背着我藏钱？你在跟我撒谎吗？你干过非法的事吗？”

“我发誓……”

“你不也发誓说，‘我不会去参加婚礼，否则就亲吻你的遗体’吗？”

麦夫鲁特低下头，他感觉爸爸会给他一巴掌。“您别再打我了，我已经二十一岁了。”

“那又怎么样？”爸爸说着挥手朝麦夫鲁特打去。

麦夫鲁特抬起手肘护着脸，巴掌落到了他的胳膊和手肘上，而不是脸上。爸爸的手被打痛了，也被激怒了，他朝着麦夫鲁特的肩膀狠狠地打了两记重拳。“从我家里滚出去，没良心的！”他嚷道。

因为第二记重拳和由此感到的惊恐，麦夫鲁特往后趔趄了两步，仰面倒在了床上。像儿时那样，他在床上蜷缩成一团，背对爸爸，轻轻地颤抖着。爸爸以为他哭了，麦夫鲁特则继续保持着这个姿势。

麦夫鲁特想立刻拿起自己的衣物远走高飞，（他这么想象时，也盘算着爸爸会后悔地拉住他，）可又害怕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即便要离家出走，也必须等到早上冷静地走，而不是现在满怀愤怒地离开。现在唯一给他希望的就是拉伊哈。他必须独自一人待着，必须思考如何给她写信。

麦夫鲁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估摸着，如果爬起来，可能会跟爸爸再次发生冲突。这样的一种冲突不是不可能，只是如果再挨耳光和拳头，那就不可能留在家里了。

他在床上听见，爸爸在单开间里来回走着，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又倒了一杯拉克酒，点燃了一支烟。他在这个家里度过的九年时间里—特别是上初中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听着爸爸在家里弄出来的这些声响，他的自言自语、他的呼吸、卖钵扎的冬日里无休止的咳嗽，甚至夜晚的呼噜，都让麦夫鲁特感到依靠和安宁。而现在，对于爸爸，他不再怀有同样的情愫。

他和衣睡着了。儿时，当爸爸把他打哭，或者上街叫卖疲惫不堪却还要做功课的时候，他喜欢在床上和衣而睡。

早上醒来时，他发现爸爸不在家里。他拿出回村时用的小行李箱，装了袜子、衬衫、剃须刀和剃须泡沫、睡衣、坎肩和拖鞋。他惊讶地发现，装完他要带走的所有东西后箱子还是半空的。他用旧报纸包起桌上的那沓马克，装进一个上面写着人生的塑料袋，塞进了箱子。走出家门时，他的心里没有恐惧和内疚，只有获得自由的感觉。

他直接去了加齐街区找费尔哈特。一年前的一个傍晚，与第一次去时相反，他打听了一两个人就轻易地找到了费尔哈特的家。费尔哈特和他的父母，在阿拉维派大屠杀几个月后，没怎么被敲竹杠就成功地把他们的房子卖给了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一个手下，搬去了加齐街区，那是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从伊斯坦布尔和全国各地迁徙过来聚居的一个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