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之争的本质

海内兵方起，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

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徐铉《送王四十五归东都》

从时间的角度上讲，这一首是南唐诗，因为作者徐铉最先仕于吴国，然后是南唐，后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本诗作于南唐将亡的时候。然而从作者的身份上看，此作又可以被视为宋诗。

值得一提的是，徐铉的诗歌作品可以归入宋诗里，但是顾炎武、屈大均、陈恭尹等名家的诗作，就不能收进清诗的集子里。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道义的问题。徐铉跟随李煜入宋，出任赵宋政府的官职，食宋之禄，他是承认赵宋政权的，所以把徐铉的诗归为宋诗，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而顾炎武、屈大均等人是坚定地反对清朝的明代遗民，清兵入关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意味着亡国，更是亡天下，有着文化覆亡的痛感。尽管他们人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活动在清朝，但后人为他们的作品划分朝代，应该是明而不是清，这是对前贤最基本的尊重。

宋代创造的文明，较之唐代更进一步。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人论及宋代，如果仍然困于“积贫积弱”的成见，必然一叶遮目而不见泰山。君不见，当年战胜赵宋的蒙元已经烟消云散，但宋人留下来的文化瑰宝，遗泽深远。

宋代文明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宋诗。徐铉此作，尽管算不上是典型的宋诗，但已粗具宋诗气象，它乍看平平，但静下心来读，就能感受到徐铉挥毫时的那种悠长情意。此等文字，臻于一种外枯中膏的境界，这也是宋诗的特点之一。

徐铉在文章议论上与韩熙载齐名，在学问上与弟弟徐锴齐名，是个博雅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要灭南唐的时候，徐铉曾奉李煜之命出使大宋，意图让赵匡胤息兵。对于这位书生，赵匡胤给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个著名回答。

诗题所写的王四十五，今天已不可考，从语词看，应该是徐铉的朋友。南唐的都城在今天的南京，东都指的是扬州。“海内兵方起”，是指赵匡胤统一中原的战争，当时打得如火如荼，南唐成了风中之烛，一吹即灭。在如此境况下，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生死前途，都笼罩在一片迷雾中，而诗人此刻又与友人离别，焉能不“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负米”是《孔子家语》里的典故，说的是子路少时贫穷，为了让父母吃到米饭，要到百里之外买米背回家，风雨无阻。后来子路生活改善了，但其父母已经离世，他非常痛心。这里点出王君到东都，是跟父母有关。“惜此落花时”，暗用了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点出了萧索的心情以及春尽的时节。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离别之后，怀想对方，只能寄托在来往的信件中；在分别的日子里，能够宽慰内心的，只能是那遥遥无期的再会之日了。“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古人送别，折柳相赠是惯例。其时徐铉在南京，而友人去扬州，从方位上看，南京在扬州的西南，所以这里用了“向南枝”。

在中国诗学史上，唐宋诗之争是一个重大议题。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抒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深沉，语句可以不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方可下笔。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已经被唐人写尽了。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永远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其实现了从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才在唐诗的百尺竿头上，更进了一步。

从本质上看，唐宋诗之争并不是时代之争，甚至也不是风格之争，而是两种心性之争——反智抑或是尚智。参与唐宋诗之争的人，大抵会呈现这样一种面貌：宗唐者往往鄙薄宋诗，而宗宋者则并不否定唐诗。宗唐还是宗宋所折射出来的，是人对知识的态度。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对古典知识端恭敬畏的人，会在诗学观上选择宗宋。因为有两种人，所以才有两种诗，是以“诗分唐宋”成了经久不息的议题。

相比而言，唐诗面目讨人喜欢，它拥有风韵飞扬、形格漂亮的外在特征。但是沉静有力的宋诗，负荷着对学问人生的思考，不能偏废。今人论诗，固然不能囿于唐宋，但仔细观察宋代以后的诗路，不难发现宗唐者往往成就不大，例如高举学唐大旗的明朝诗家，其作品水平上不如宋，下不如清；然而宗宋者则往往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如清末的郑珍，晚清民国的陈三立、郑孝胥、陈曾寿等，都卓然成家。这是一个值得深切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