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七五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①出于并不光彩的理由，宣布中止宪法，国家进入“紧急状态”②。可以说，这一事件使印度在世界上广受瞩目。我的美国出版商科诺普请我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同时，我的伦敦出版商和《纽约书评》也都给予了我相当的支持。如此劝诱令人无法拒绝。我很清楚，我被要求做的是与印度政治和批评相关的事。这是我此前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去做的事，但写出一本新书的邀请还是令我兴致盎然，我同意了。这项计划仅有很少的资金支持，但我希望最终能有一个好结果。

本书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去了孟买，与一个调查员见了面。他正准备去马哈拉施特拉邦多山的核心区域，认为我应该与他同行。这与“紧急状态”并没有多少联系。正如我一直以来那样，我更关注的是增加自己关于印度的知识；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关于印度的所有写作，实际上是同一本描述性的书。于是我从孟买出发乘火车前往浦那，然后与调查员在乡间四处自驾游览。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词语被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我写下的东西令我十分满意。我以为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写完其余部分：旅行，与人相遇并与人交谈。但“紧急状态”无法回避；大环境中有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很快，人们就不再愿意与我聊天，或是被人看到同我待在一起，我预见到如果继续沿用这套旧方法，我将无法完成这本书。一种新的方式驱动着我。在写作时常会碰到的灵光一现的慌乱中，我突然想到可以尝试对印度进行一次精神层面的描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利用了既有的材料：报纸、杂志、书籍，压榨出它们的意义。

因此，在《中途航道》与《幽暗国度》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求知方式。虽然我偏爱旧方法，与人互动，有风景，有交谈，但那时这已经不可行了。读者会发现在我这些书的新版序言里，我更关注的是写作的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旅行的艺术，而不是我讲述的内容；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书里我被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写作方式驱使着，我必须让自己对可能面临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关于这次特别的旅行，还有另一个丰沛的成果。我在《纽约书评》的约稿最终结集成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作品。因此，在没有专门训练也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我进行了连载写作。读者会判定我做得如何。我必须说，而且这种说法对我的每一本书都有效，我的书滋养了我；每本书结束时，我都比创作之初多了一些智慧。

就智识而言，这本书暗含着一个想法：印度诞生于多次的征服，征服的现实决定了印度的多种面向，但这并非总能得到承认。后来我很公开地使用了这个想法，但我可能更喜欢这本书中有关于此的半遮半露的含蓄表达。这本书纠结的写作过程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这是我印度系列中最薄的一本。

（陈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