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孟买机场的灯光照出下过雨的痕迹，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飞机缓缓滑行入港，排出的气流猛吹着水泥路面上季风留下的水洼。这会儿是八月中，雨季还有两周才能正式结束（尽管这个雨季可能会延长）。狭小潮湿的候机楼里，坐着早些时候海湾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所谓“海湾”指聚集了很多石油国家的波斯湾。在这些旅客中，印度商人们身着西服，等待着海关人员格外仔细的盘查；有几个日本人；一些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沙漠服装，这类服装如今在机场或者异国城市里出现，就像是突然风行起来的新拜金教的一群祭司所穿的白色长袍；还有两个缠着头巾、皮肤黝黑的锡克族工匠，他们完成了在石油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印度，带着扁平的箱子，穿着同样扁平的黄色软革新皮鞋。

这些日子以来，世界上的熙来攘往有了新的面貌。再次走了运的阿拉伯人扩散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印度则再一次处于这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围，如同公元八世纪一样，那时新兴的伊斯兰教四方广布，阿拉伯人（据说在一个十七岁男孩的领导下）侵占了印度信德王国①。历史学家们说，这只是一段插曲。但信德如今已不属于印度，自从阿拉伯入侵以来，印度就缩小了。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会那么轻易地被侵袭和劫掠，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阿拉伯人征服信德五百年后，穆斯林在德里建立统治，那是外国人的统治，人民分裂了。而外族的统治—前五百年是穆斯林，后一百五十年是英国人—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在德里结束。

印度的历史很容易被压缩。这次游历印度，我在一个北方城市碰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他说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八百年前、十二世纪伊斯兰大扩张时期就来到了印度。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家在德里住了五百年了。”这话在欧洲会被当成吹牛，在印度可不是。这是个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们的姓氏“古来氏”②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这打破了继承了八百年的静止的传统。年轻人把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作了对比，那些是莫卧儿③宫殿与清真寺建造者们的后代，在德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贾汗④的贾玛寺，像祖先们一样，他们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工匠。每个人面前都放上了祖传手艺的工具，期待受到雇佣，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二十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固守着自己的文明，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恐惧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度。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一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立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社群，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群与甘地一八九三年在南非所见相比，结构更为单一，与印度本土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而言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就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群的人的“印度式”的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对印度的探究，即使仅仅是对“紧急状态”的探究，很快就不局限于政治层面了。它不得不成为对印度姿态的探究，不得不成为对文明本身的探究（正如它现在所是）。尽管我在印度是个陌生人，但这项探究的起点却正是我自己—这比书中所表达出的还多。因为，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式与惯例，它为我勾勒出了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比如，我知道牲祭之美对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牲祭将烹饪转化为一种仪式：最初烹饪的东西（通常是一个未发酵的特制的小圆面饼）总是被献给火神，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放弃这个习俗（如果我现在试图谈及那种对孩子来说只是暂时的错误），就是弃绝了土地与古老大地之间的联系，那最本源的东西。早饭前的晨礼，点灯前的晚礼，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礼仪与宗教相连，而宗教又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大地和宇宙的敬畏，需要在以后以另外的方式被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