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3/5页）

那之后，上街游行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学校放暑假了。老师好像巴不得我们早点滚蛋似的暑假作业也没留就把我们统统打发走了。但到晚上，他们又不得不把我们召回去，参加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那是人人有份的夜生活，她们不能不叫上我们一起过。流行的说法那叫“大喜的日子”，也真像是什么人结婚，各大院里敲锣打鼓放鞭炮。有一次我给海军大院的一挂鞭数着，数到九百九十九我拉了一泡屎偷了一盘向日葵瓜子都嗑完了还在响——那得是一米多高的大个儿在那儿举着啊。

那时太阳一落山，广播电台就开始一遍遍预告：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

播音员的语气那样庄严、沉重、悲愤难耐，就像斯大林。在不止一部苏联影片中他用这样的腔调通过广播向正在休闲玩耍的苏联人民宣布：德国法西斯昨天夜里越过了我国西部边境。也许我们这个播音员就是给斯大林配音的那位。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冷得牙齿打嘚嘚，头皮也突然短了遮不住大脑一阵阵发紧，以为接着会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妈拉巴子我被他吓死了多少细胞啊。

我家楼下一棵大槐树枝丫上就架着一具高音喇叭。每到晚上八点，我们小孩就围在树下仰着脖子听那棵树上传出来的声音，心中凄恻，想着自己的好日子再有几分钟就到头了。那一团黑云般的树冠又奏乐又说话，好像它有一种通灵能力，传达出天旨神谕。我们的生活都被它捏在手心里，它说继续过我们就继续过，它说结束我们就找一茅坑一头扎死得了。

那棵树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它又说：要斗私批修。

有时那棵树话密，啰啰嗦嗦一大堆，听得我们晕头转向，只知道它懂医：人的身体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

有时这棵树话又很少，造半天气氛，就俩字：多思。感觉想法挺多，挺深刻，话一出嘴，咔嚓——掉闸了。

都没什么要紧的。白天、心平气和跟大伙说也来得及。

夜夜走在大街上，我感到自己在成长，从不懂事变得懂事，人不告我血液是通过心脏循环我真一直以为是通过肛门进行循环的呢。

有时，大树几天没话，我们倍儿失落，就像到日子月经没来，浮躁且糟心。估计大脑皮层已经产生一个兴奋灶了。

喜欢那种动辄倾巢出动全体上街没白没黑的旧风俗。上海话：闹轧猛。波音飞机广告词：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欢聚一堂。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衣服、锣鼓、彩旗、画像、书法和演出，各界群众一起说说笑笑，到处看风景看美人儿。中国林子那么大，平时哪那么容易就都见着了，应该挑日子大家出来走走，什么鸟都亮亮牌子，比比嗓子。我的身体这样好，一贯不锻炼也不生病，和小时候经年累月跟大伙一起猛逛大街有关系，不留神健了身。

老是觉得今天的社会没有过去热闹，中华民族好多优良传统都没继承下来。我觉得咱们应该规定全国大中城市每年拿出一天，大家都放下手里的营生，上街分门别类走一走，彼此见上一面，各路红军互相拥抱一下。了解了解隔壁楼里住的是老王还是老张；那位穿西服戴“金捞儿”的是大款呢还是骗子；这位搽脂抹粉儿长发披肩的是鸡呀还是演员；本地“愤青儿”和外地民工到底有什么区别——就叫“全国见面日”吧。

那个暑假方枪枪的姥姥死了。就是那个挺惯他的，又瘦又高梳着发爪隔三岔五到北京住一阵子的小脚老太太。方枪枪他妈带着他和方超回了趟沈阳。夜里上的火车，夜里的站，在一家小旅馆睡了半宿，天亮坐三轮到了姥爷家，路上娘儿仨啃了一只烧鸡，味道鲜美。

没看到死人，姥姥早在北京烧成了灰，装在盒子里带了回来。这使方枪枪没什么丧亲之痛，只觉得是远远地串了一次门。姥爷老姨见到他们也是笑眯眯的，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这吃那。姥爷家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地板地，四周很多又矮又窄的长方窗户，像是一间花房。又做客厅又做卧室又做餐厅，摆了无数桌椅床柜仍有宽敞的空间可以跑来跑去，捉迷藏再合适不过。

沈阳人很多，房子一幢挨一幢，有些老楼的样式是方枪枪在北京没见过的。姥爷家门口就有一家电影院，一条街都是商店，一跑一躲就钻进人家店铺里了，看售货员给顾客扯布称糕点十分有趣，比翠微路商场热闹多了。

奶奶家也在沈阳。那是个脸上皱纹更多腰都直不起来的老太太。跟她住在一起的是方枪枪的二叔，也是个军人，比他哥方枪枪他爸要高出一头还多。方枪枪和老太太不亲，老觉得她只是二叔的妈，待了一会儿就不耐烦，想快点回姥爷家玩去。他想象不出爸爸还有父母那种情景，这么多年他爸一直独往独来，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以至方枪枪想到他可能也有父母也认为那俩老人早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