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王绩到“初唐四杰”

从现存的唐初诗歌来看，作者多为朝廷大臣。虽然魏徵、虞世南、李百药等少数人写过几篇感怀人生意气的作品，但宫廷诗歌相当一部分是为阐释唐太宗的统治思想而作，政治说教的色彩很浓厚。另一部分是歌颂太平气象的诗歌，或写帝居王城的宏丽繁盛，或写万国来朝的壮丽气象。此外就是台阁官员宴集山池的唱和诗，充斥着宫廷、台省、池苑景物的描写。隋唐之交，能够独立于宫廷诗坛之外的诗人主要是王绩。

王绩（584—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在隋唐两朝都曾出仕，但因不得志而终归于隐逸。其兄王通是隋代的大儒，记载其言论的《中说》力主推行礼乐之道，但不合于时，不能为隋唐两代统治者所用。恪守其兄之道的王绩也因此心灰意懒，退守田园，借老庄之说发泄愤世嫉俗之意，以阮籍、陶潜自比，醉酒混世，表现出放达简傲的名士风度。虽然其诗歌缺乏阮籍、陶渊明批判现实的思想深度，但他毕竟是被排除在宫廷文人集团之外的一个隐士，一部分诗歌描写田园生活的闲逸情趣，平淡自然，在典雅富丽的唐初诗坛上掠过了第一阵田野的清风。他的诗除了描写别业中的田园生活以外，更多的还是抒写隐者的林泉高致，他把田园诗开拓到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去，成为唐代别业山水诗的先导。代表作《野望》已是一首大体合格的五言律诗：

东皋薄暮望〔5〕，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6〕

这首诗抒写面对山野晚秋而产生的恬淡茫然的心情，在树树秋色、满山夕晖的背景上缀以牧人与猎马归来的特写，闲逸的情调中流露出人生无所倚著的苦闷和惘然。能在一首观赏山乡景物的诗里，将他生活的典型环境和日常的精神状态概括出来，达到为诗人传神写照的程度。像这样的成功之作，在王绩诗里也不多见，但为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指出了提炼典型意境的发展方向。《秋夜喜遇王处士》写他秋夜农作归来，偶遇友人的喜悦：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诗中没有正面描写遇见处士的情景，却以满月的清辉和飞舞的萤火构成田园静谧的夜景，则两位隐者对山村良夜的心领神会自然达到了默契，躬耕归来与同道之友相逢的欣悦也就在不言之中了。他还有一首名作《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

旅泊多年岁，忘去不知回。忽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

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衰宗多弟侄，若箇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

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田莱。

这首诗顺着感情和思绪的发展逻辑，一气滚下，将他对乡园的思念变成一连串的问话，从亲朋弟侄的近况问到池台茅斋的修葺，细致到柳梅竹木如何移栽，渠水石苔是否照旧，院果林花孰先孰后，在急切的问讯中展现出疏朗清雅的田园景色，构思新奇，活泼有味。总之，王绩继承了陶渊明写乡居闲适之趣的传统，侧重表现田园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细事，特别是庄园中的林泉之美，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使南北朝分道而行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在别业中初步合流，在唐代的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中起了先导的作用。

王绩之后，初唐四杰进一步把诗歌从窄小的宫廷里解放出来。“四杰”之称，见于《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在高宗至武后初年。其中卢照邻、骆宾王年辈较长，杨炯时代较晚。四人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闻一多《四杰》），因而其诗歌在思想艺术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看到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荣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久长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看到了贞观重臣大都起自布衣，以文章、才术进为卿相，又大大激发了“取公卿于朝夕”（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的幻想和不甘心憔悴于圣明之代的志气；同时，六朝频繁的兴衰更替也使他们怀有盈虚有数、好景不常的隐忧。因此，他们的长篇歌行极力铺陈帝京的壮丽气象，其力量和气势，远远超过了刻板工丽的宫廷文学，而在歌颂太平时所流露的人事沧桑的感慨，又使这些铺陈富丽的诗歌微笼着一层轻烟淡雾般的感伤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