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

一般来说，我们喜欢、认可乃至崇拜某一位作家，都是因为他的作品，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去直觉感知他的内心，并由此获得情感共鸣。尽管孟子论诗，提出“知人论世”的原则，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作者的生平出处、作品的背景之类的内容。钱锺书先生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果你只是将之理解成他不愿与俗子交游的托词，未免肤浅。实际上，钱翁此语，隐藏着他对孟子“知人论世”观的商榷，他意图说明，文学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不需要依托于政事学术。钱翁此论尚矣，但我对东坡的态度正好相反，我愿意结识这只下蛋的母鸡，却并不觉得鸡蛋的味道有多么高明。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从来就不喜欢东坡的大多数诗词。他的文学作品，除了散文，大都不能打动我，但是，我却愿意有这样一位朋友，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诗词作得怎样并不重要，他的人生却是天地间至善至美的鸿篇巨制。

如果我们认同《文心雕龙》所确定的“ 原道、宗经、徵圣” 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原则，自会承认，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经》是最合于“道”的经典文本。但人生在世，忧多乐少，文艺不悲，则不足以动人，真诚的悲比真诚的快乐更能打动人，甚至高明者假造的悲，也要比真诚的快乐更加动人——因为悲伤比快乐更接近生命的底色。人们也许在理想层面上会认同《周易·系辞》里的名言：“乐天知命，故不忧。”而人非圣贤，孰无忧戚悲愁抑塞悱恻之情？往往是离经叛道的文学，才真正地打动人、感发人。正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西蒙娜·薇依》） 而东坡，他的人格太健康，太没有缺陷，所以注定他的人生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诗词却很难打动被大众视为异类的若干人，包括我。

东坡最可贵的，不是他的诗词，而是他的人格。在千古文人之中，他罕见地优入圣域，真正达到了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中庸。孔子曾深慨乎中庸之难得：“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既是为政处世的原则，更是完善人格的标杆。人格的中庸，又称中行，意味着天性的各个方面充分自由地发展，意味着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止于至善。而古今文人，或狂或狷，性情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较诸东坡的浑浑灏灏，大美无言，均有所逊色。我依稀记得一位现代文学作家说过，你读李白的诗，当然觉得好，可是要想象一下你楼上住的是李白，那该是怎样的噩梦？但倘使这位作家活在宋代，有幸与东坡为邻，他一定不会觉得那是一件苦事。

东坡是一位球形的天才。以诗而论，尽管他的诗大多不感人，但想象奇瑰，句法灵动，用典使事，精妙有趣，仍不失名家。在天水一朝，他和学生黄庭坚并称“ 苏黄”，俨然与唐代的“ 李杜” 相埒。顺便说一句，黄庭坚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但他的诗泰半淡薄寡情，徒逞技巧，我往往读之不能卒章。东坡的词，虽然历来也非议不小，好之者许为“ 开出向上一路”，恶之者贬为“著腔子好诗”，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词确实自成一格，对词的传统体性，是破坏，也是创新。他的书法，居宋代四大书家“ 苏黄米蔡” 之首，也能绘事。而他的文章，更是一个时代所无法企及的高峰。

东坡进京赴考时才二十一岁，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他的信，激动得毛孔贲张，汗出淋漓，致信好友梅圣俞，连呼“ 快哉”，自承天分不及：“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更连用两个“可喜”，表达了这位胸襟高旷的前辈学人对隐有出蓝之势的后辈由衷的喜爱。

曾经做过东坡秘书的李之仪，在一封书信中说，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固然是一时之宗，东坡的文章却已臻文章至境。他形容东坡的文章如“长江秋霁，千里一道，滔滔滚滚，到海无尽”，这是说苏文的高旷雄浑，气盛言宜；又如“风雷雨雹之骤作，崩腾汹涌之掀击，暂形忽状，出没后先，耸一时之壮气，极天地之变化”，这是说苏文善于变化，技法高明。而东坡的弟弟苏辙，在给他写的祭文中，干脆就说：“兄之文章，今世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