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4/4页）

周三，格莱斯和提波特一直在实验室工作。等到研究室里所有人都回家，他们才商量是否应该给当局打个电话作为警告。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引爆炸弹，只是希望那封警告信能够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然后他们就会回到纽约，拆除那枚炸弹。但是现在似乎变成了各方意志力的博弈。他们会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受尽嘲弄吗？而实际上他们是可以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人听他们的意见吗？说句良心话，如果政治机构滥用他们的科学成果，他们就不愿继续研究下去了。

他们选择纽约市作为惩罚的目标，是因为他们到此旅游时，发现邪恶的思想似乎渗透到大街小巷的每一个人。恶语恐吓的乞丐、肆意横行的机动车司机、粗鲁待客的商店店员，还有无数的盗贼、抢劫犯和杀人犯，这让他们感到惊骇。他们最为厌恶的地方就是时代广场，那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一个爬满蟑螂的污水坑。皮条客、毒贩子和妓女们四处招徕生意，吓得格莱斯和提波特落荒而逃，躲回了位于郊区的旅馆。因此，他们义愤填膺，决定就把炸弹安置在时代广场上。

电视里播出特丽莎·肯尼迪被杀的画面时，亚当和亨利也同其他美国人一样震惊。但是他们还有些不满，因为这一事件分散了人们对他们自己行动的关注，而原子弹爆炸才会给人类命运带来更为重要的影响。

他们还是紧张起来。亚当听到自己的电话上传来奇怪的嘀嗒声，而且注意到自己的汽车似乎也被跟踪了；路上有人从身旁经过时，他就像触电一般不舒服。他把这些感觉跟提波特说了。

亨利·提波特身材颀长，瘦骨嶙峋，就好像是透明皮肤下的血肉用铁丝串了起来。跟亚当相比，他的思维方式更科学，心理素质也更好。“你这是罪犯的典型反应，”他对亚当说，“这很正常。每次我听到有人敲门，都担心是联邦探员。”

“万一真的是呢？”亚当·格莱斯问。

“不要开口，等着律师来，”亨利·提波特答道，“这是最重要的。写恐吓信就能让我们坐二十五年牢，如果炸弹爆炸了，不过就是再多几年而已。”

“你觉得他们能找到我们吗？”亚当问。

“根本不可能，”亨利说，“我们已经销毁了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东西。老天爷，我们难道还不如他们聪明吗？”

这让亚当稍稍安心，但他还是有些踌躇。“或许我们应该打个电话，告诉他们炸弹的位置。”他说。

“不行，”亨利说，“他们现在都很警惕，我们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能锁定目标，这是抓住我们的唯一办法。你得记住，如果情况有变，你就保持沉默。好了，我们该去工作了。”

亚当和亨利当天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真正原因是他们两人想待在一起，聊聊已经完成的行动以及接下来的对策。这两个年轻人都具有坚忍的意志，成长中所受的教育也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勇于藐视霸权。尽管他们推导得出神奇莫测的数学公式，甚至改变得了人类命运，但他们对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仍然懵懂无知。他们在科学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心智上还没有长大成人。

他们正准备离开时，电话响了，是亨利的父亲。他对亨利说：“儿子，仔细听清楚。联邦调查局马上就要来逮捕你们，让你们见律师以前，什么也别说，一个字都别说。我知道——”

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一群持枪的人一窝蜂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