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隆庄园

天气一旦潮湿，我的骨头又开始酸痛起来。这病有很长的历史：好了之后又会反复发作。疼得厉害时，我晚上难以人眠。每天夜里，我想睡却睡不着；睡神像是一块沾满烟垢的窗帘在我的面前飘来荡去。当然，我还有安眠药，可医生又不让我服用。

昨天夜里，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我觉得身上汗津津的。我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凭借外面照进来的昏暗的街灯光线摸索着下楼。安全到达楼下以后，我蹒跚地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在耀眼的雾气中找些吃的。冰箱里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一小捆湿乎乎的芹菜、一个有点发霉的面包头、一只发软的柠檬。还有一点用油纸包着的奶酪，硬邦邦的，看上去像半透明的脚趾甲。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每顿饭只求快速和随意。一个人默默地吃点心，默默地款待一下自己，或者来个野餐。我用食指直接从广口瓶中挖了一点花生酱来填肚子。干嘛还要弄脏一把匙子呢？

我站在那里，一手拿着瓶子，一面吮吸着手指，不由得产生一种感觉：似乎某个看不见的女人——这座房子的真正主人——正要走进屋来，问我在她的厨房里到底干什么。这种“擅自进入”的感觉我以前也曾有过，甚至在合法的日常起居中也有，比如在剥香蕉或刷牙的时候。

一到夜晚，这座房子对我来说就更像是陌生人的了。当我摸着墙壁走过前面房间、餐厅和客厅的时候，种种属于我的财产在它们自己的影子中飘浮起来，离我而去，并且否认我对它们的拥有权。我用一个盗贼的眼光看待这些物品，看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冒险一偷的，而哪些不要也罢。盗贼是见什么要什么的，比如祖母的银茶壶、手绘的瓷器、刻有姓名缩写的匙子和电视机，而我却什么都不想要。

所有这些东西，在我死后都会被别人清点后处理掉。毫无疑问，米拉会争着把这项工作包下来。她认为，她已经从她母亲瑞妮那里把照顾我的任务接过来了。米拉也很乐意做这个值得信赖的家仆。我并不嫉妒她：人活着的时候生活本来就像一堆垃圾，死了以后就更加如此。如果死者留下的垃圾很少，等到处理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以后别人处理你留下的垃圾时将少用多少绿色的垃圾袋了。

还有鳄鱼形的胡桃钳、只剩下一颗珠母的袖扣、掉齿的玳瑁梳子、坏了的银打火机、缺了碟的咖啡杯、少了醋的调味瓶架以及抹布等各种家传杂物，零零碎碎的就像是海难后被冲到岸上的沉船物品。

今天，米拉说动我去买一台立式电扇——比我整天用的那台嘎吱作响的小玩意儿要好。她想好的那一种电扇正在若格斯河桥那边新开张的购物中心打折销售。她要开车带我去；她反正是要去的，这倒没问题。只是她找的借口令我扫兴。

路上我们经过了阿维隆庄园，或者说是过去的阿维隆庄园。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名字已经改成了“瓦尔哈拉庄园”。不知哪个愚蠢的政府官僚给一座老房子改了这个他自认为恰当的名字？据我所知，“瓦尔哈拉”早先是指人死后去的地方。不过，也许他们有这个意思吧。

阿维隆庄园地处一个黄金地段——卢韦托河的东岸，若格斯河在此与前者交汇。这地方将峡谷浪漫迷人的景致尽收眼底，同时又是帆船的安全泊地。房子很大，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拥挤，因为战后在它两旁冒出了许多简易平房。三个老妇人坐在前门廊里，其中一个在轮椅上偷偷地抽烟，就像是躲在厕所抽烟的顽童。总有一天，她们会把这地方烧毁的。

自从他们改造了这房子之后，我就再没有进去过。如今的阿维隆庄园无疑弥漫着婴儿的爽身粉味、酸尿味，以及不新鲜的土豆味。我宁愿记着它的旧模样，即便那时它已开始破败——大厅里冷冷清清，厨房里空空荡荡，前厅的樱桃木小圆桌上的法国瓷碗里装满了干花瓣。楼上劳拉房间的壁炉有一处破了，那是她不当心把炉中薪架掉下来砸破的。她老是这样，只有我才知道此事。看到劳拉的模样——她那光洁的皮肤、柔美的身段以及芭蕾舞演员般的长脖子，人们总是把她想象得优雅不俗。

阿维隆庄园不是标准的石灰石结构的房子。设计者为了让它与众不同，就用鹅卵石加水泥将它构砌起来。远远望去，阿维隆庄园的房子浑身长满了瘤，就像恐龙的皮肤，又像是连环画中的“愿望井”的井壁。在我看来，它现在更像是野心的坟墓。

阿维隆庄园不算是特别优雅的房子，但它曾经也被认为是富丽堂皇的。它是一座商人的宫殿，有一条弯曲的私家车道、一座矮胖的歌德式塔楼，还有一个宽敞的俯视两条河流的半圆形游廊；女士们会戴着花帽在世纪末懒洋洋的夏日午后在此喝茶。在举行露天招待会的时候，这里曾有常驻的四重奏乐队演奏弦乐助兴。黄昏的时候，祖母和她的朋友把这里当成舞台，在游廊四周点上火把，表演业余戏剧；我和劳拉总是躲在游廊下面。现在游廊已开始下陷了，而且也需要油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