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

新的风扇买回来了。零碎的部件都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沃尔特带来了他的工具箱，把风扇组装起来。干完活以后，他说：“这下把它搞定了。”

沃尔特能够对付各种船只、爆裂的汽车引擎，或者坏了的灯具和收音机——手巧的男人可以摆弄任何一样东西，将它整旧如新。为什么我会感到放心呢？也许在我充满孩子气和信赖别人的内心里，我相信沃尔特会拿出钳子和棘轮为我干好这活的。

这台立式电扇安在了卧室。我把那台旧的搬到了楼下的门廊里，用来凉快我的后颈。凉风像一只手轻抚我的肩膀，这种感觉令我感到舒服，却有些不自在。空气流通了，我就坐在木桌旁，随意涂鸦。不，应该说不是涂鸦。流畅的文字无声地滚过纸页；那是从我的手臂里流淌出来，从我的手指间挤出来的，多么费劲。

黄昏时分，物静无风。湍流穿过花园的水声就像长长的喘息。蓝色的花朵与蓝天混为一体；红色的花朵蒙上一层黑郁郁的色彩；白色的花朵闪耀着银光。郁金香褪去了它的花瓣，只露出光秃秃的黑色花蕊——看上去像个小嘴，不乏性感。牡丹的花期几乎已经过了，湿乎乎的花瓣没精打采地低垂着，犹如弄潮了的纸巾。此时，百合花和夹竹桃却盛开了。晚山梅的花已经凋谢，在草地上留下星星点点的白色花瓣。

一九一四年七月，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说，这件事都需要一个解释。

瑞妮是我最大的指望。当我到了对这种事感兴趣的年龄——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的时候——我总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缠着瑞妮讲给我听。

瑞妮到阿维隆庄园来做全职女佣时还不满十七岁。她是从若格斯河东南岸的联立平房中来的，那里住的都是做工的人。她说自己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混血儿；她祖母家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而她不是。开头她是我的女仆，但后来经过一番调动和自然裁员，现在成了我们家的支柱。她有多大年龄？不关你的事。反正阅历不浅，办事牢靠。这就足够了。如果问起有关她自己的生活，她就会守口如瓶。她会说：我从来不与别人交往。当时，我觉得她是多么谨慎小心。现在看来她是多么小气。

然而，她了解我们的家族史，至少了解关于我们家族的一些事。她对我讲的故事，随着我的年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与她讲故事时分心的程度有关。不过，我用这种方式搜集的关于过去的片断也足以将它重新拼合起来，好比用马赛克拼合成的画像与原像基本相同。反正我并不是想要真正的事实；我只想把事情用简单的线条明晰地勾勒出来，然后再涂上重彩。大多数孩子都希望他们父母的故事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他们要的只是一张彩色明信片。

瑞妮说，我父亲是在一次溜冰聚会上向我母亲求婚的。瀑布上游的河湾里有一个老磨坊池塘，那儿的水流比较缓慢。在严寒的冬天，水面上就会结一层厚厚的冰，人们可以在上面溜冰。于是，年轻人的教友团体就会来此举行溜冰聚会；其实也不能称为聚会，应该说是外出游玩。

我母亲是循道公会教友，而父亲是英国国教教徒，因此母亲的社会地位要低于父亲；人们在当时很看重这个。（我后来想，如果祖母阿黛莉娅当时还活着的话，她决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对祖母来说，我母亲的门第太低，而且她太拘谨、太认真、太褊狭。阿黛莉娅一定会把父亲拖到蒙特利尔去，至少给他介绍一个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穿着考究一点的少女。）

瑞妮说，母亲当时十分年轻，只有十八岁，但她决不是一个愚蠢、轻浮的姑娘。她在学校教书；那个时候，一个人不满二十岁也可以做教师。她父亲是蔡斯企业的高级律师，家里过着“小康”的日子，因此她并非不得不去教书。她自己的母亲在她九岁时去世了。母亲像外祖母一样，对自己的宗教很虔诚。她认为，一个人应该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瑞妮钦佩地说，她像传教士那样担当起了教育穷人的工作。（瑞妮常常对我母亲的行为钦佩不已，却认为自己这样干则是愚蠢的。她在穷人中间长大，觉得他们是无药可救的。她会说，你教他们教得面红耳赤，而大多数人却把你气得撞墙。可是你母亲，上帝保佑她的好心，她从来看不到这一点。）

有一张我母亲在安大略省伦敦师范学校与另外两位姑娘的合影照片；三个人站在宿舍前的台阶上，手挽着手，开心地笑着。宿舍两边堆起了厚厚的冬雪，屋檐上挂着冰柱。母亲身穿一件海豹皮的大衣；帽子下面露出她秀发的发梢。她的眼睛很早就近视了，我记得她戴着猫头鹰似的眼镜；在此之前，她肯定还有一副夹鼻眼镜，但在这张合影中却没有戴。她穿滚毛边靴子的双脚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只，脚踝的姿态十分迷人。她看上去胆子很大，甚至闯劲十足，就像一个去海上冒险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