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

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收看了电视台的气象频道。地球上别的地方在发洪水:浑浊的泥水滚滚,泡肿的死牛从眼前漂过,挤成一团的幸存者站在屋顶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淹死了。据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人们必须停止焚烧汽油、石油和原始森林。然而,人们不会罢手。贪婪和饥饿迫使人们照烧不误。

我写到哪儿了?我翻回去一页: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过去人们用如火如荼来形容战争,说不定如今还在继续使用。不过,从这新的、干净的一页开始,我将结束这场战争——我独自用这支黑塑料钢笔一举将它结束。我只要写一下就成: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

好了。战事结束了。枪声沉寂下来。幸存的士兵穿着湿乎乎的衣服,爬出散兵坑和肮脏的洞穴,抬起一张张满是污垢的脸仰望天空。战争的双方都感到输了。在小镇、乡村、大洋的两岸,所有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我还记得当时钟声阵阵。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空中到处都是声音,同时又是空空的,奇怪极了。瑞妮带我到外头去听钟声。她的脸颊流淌着泪水。感谢上帝,她说道。那一天气候寒冷,落叶蒙上了一层白霜,莲花池里也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我用棍子把冰捅破了。母亲在哪儿呢?)

父亲在索姆受了伤,但康复后被提升为少尉。他后来在维米桥再次受伤,虽不重,却又被提升为上尉。他在布尔隆林地又受了一次伤,这次比较严重。当他正在英国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战争结束了。

他错过了在哈利法克斯为归国部队举行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及胜利游行等一系列活动,但提康德罗加港为他一个人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欢迎仪式。火车缓缓停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有人伸出手去扶他下车,却迟疑了一下。接着他出现了。他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条腿。他的脸看上去不仅憔悴,而且伤痕累累,但狂热不减。

同亲人告别的痛苦令人心碎,可归来的痛苦却有增无减。一个血肉之躯重新站在你面前是无法符合离别所产生的美好幻影的。时间和距离使心上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了。然后,心爱的人突然来到你面前;在正午酷烈的阳光下,那张脸上的伤疤、毛孔、皱纹和胡须无一不清晰可见。

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重逢了。他们如何为自己如此大的变化而补偿对方呢?——他们俩都无法符合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们之间怎能没有怨恨呢?有怨恨也只能委屈地默默忍受,因为谁都没有错,也没法去指责谁。战争又不是某个人。比方说,我们总不能去指责一场飓风吧?

他们俩就这样站在月台上。镇上的乐队演奏着乐曲,大多是铜管乐。他身穿军服;胸前的军功章像是衣服上的弹孔,透过它可以看见他金属般的身躯发出暗淡的光芒。在他身旁,无形地站着他的两个兄弟——两个已经牺牲的小伙子,他失去的亲人。我母亲今天穿上了她最美的衣服:一件翻领束腰连衫裙和一顶扎着丝带的帽子。她战栗地微微一笑。两个人都不知所措。他们俩凝视着对方,那种惊奇的眼神就像犯了罪似的。这时记者的闪光灯一闪,照下了这一情景。我父亲的右眼戴着黑眼罩,左眼狠狠地瞪着。在那未曾揭开的眼罩下面,疤疤点点的眼窝里已经没有眼球了。

报纸将会大肆宣扬:“蔡斯家族的继承人英勇归来。”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父亲现在成了继承人;也就是说,他既失去了兄弟,又失去了父亲。“蔡氏王国”已掌握在他的手中——握在手上的感觉却像是一团泥巴。

母亲哭了吗?可能吧。他们俩想必尴尬地接了吻,这种尴尬好比去盒装食品义卖会却拿出一张买错的票。这个老练而又操劳的女人——脖子上挂着老处女那种闪光银链夹鼻眼镜——并不是他记忆中的爱人。他们俩现在成了陌路人;他们俩也一定意识到,他们原本就是陌路人。光线可真厉害。这些年来他们不知老了多少!当年的小伙子曾殷勤地单膝跪地为姑娘系溜冰鞋带子;当年的姑娘曾甜蜜地接受这份殷勤——这些事好像从未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似的。

此外,还有一些现实的事情像一把剑横在他们中间。说来很自然,父亲曾经有过别的女人——那种在战场周围出没、赚取好处的女人。那些娼妓嘴里会说出我母亲从来说不出口的浪语。父亲回来后第一次抚摸她时,她一定感觉到他当年的胆怯和尊重已经荡然无存了。可能开头在百慕大,后来在英国,他都抵挡着诱惑,一直到埃迪和珀西阵亡,而自己也受伤之后,他的防线就崩溃了。从那时开始,他就紧紧地抓住生活——无论是什么,来者不拒。她怎么能不理解在那种情况下他的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