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皮大衣

今天早上，电视里的气象报告解除了龙卷风的警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天空呈现出一派不祥的绿色；树枝开始猛烈地摆动不止，仿佛一个被激怒的巨兽夺路而来。暴风从头顶上刮过，白色的电光像蛇的舌头一样闪过，雷声有如成堆的铁皮盘子倒下来发出的砰砰的声音。数到一千零一，瑞妮常对我们说。如果你能数到这个数，那说明暴风离我们还有一英里呢。她还说，打雷闪电的时候千万不能打电话，否则雷电会射入你的耳朵，把你变成个聋子。她还告诫我们，这时候也不能洗澡，因为雷电会像水一样从龙头里哗哗流出。她说，如果你脖子后面的汗毛竖起来的话，赶紧跳出浴缸；这是唯一可以保命的方法。

暴风在黄昏时分总算是过去了，但周围环境却仍然潮湿得像下水道一般。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我倾听着我的心脏伴着席梦思弹簧跳动的声音，企图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最终我还是爬了起来，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长套衫，下得楼来。我在外面又加了件带风帽的塑料雨衣，双脚套上了雨胶鞋，然后便走出房门。门廊的木头台阶又湿又滑，很是危险。台阶表面的油漆早就剥落了，木头可能也已开始腐烂。

夜色朦胧，一切都是单调的颜色。空气潮湿，没有一丝风。屋前草坪上的菊花闪着晶莹的水珠；一群鼻涕虫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仅存的几片羽扇豆的叶子。据说，鼻涕虫喜欢啤酒；我老是在想我应该倒一点出来给它们喝。啤酒倒是颇对它们的胃口，而我却觉得不够味儿。我喜欢那种能够快速麻醉我神经的烈酒。

我步履蹒跚地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行走。夜空中挂着一轮满月，四周有一个淡淡的雾环。在街灯的映照下，我的缩小的影子在我前面像个小妖精似地滑行。我感到自己正干着一件胆大包天的事：一个老妇半夜三更孤身出来闲逛。陌生人见到我，也许会认为我毫无招架之力。我确实也有点害怕，至少我的心因为恐惧而怦怦直跳。米拉常常好心告诫我，老妇人是抢劫犯的主要目标。那些抢劫犯据说是从多伦多来的，无恶不作。他们很可能会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将作案工具伪装成伞或高尔夫球棒的样子。米拉还愤愤地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是不择手段的。

我走过三个街区，来到了穿越市镇的主街。我停下脚步，视线越过缎子般又湿又滑的柏油路面，凝望沃尔特的车库。沃尔特正坐在灯火通明的玻璃小房子里，四周是一片漆黑的、空空的沥青场地。他戴着一顶红色的便帽，身子前倾，就像是骑在一匹隐身马上的老骑师，又像是驾驶自己生命之舟的船长，操纵着怪异的舵轮穿越外层空间。事实上，他正盯着他的迷你电视机收看“体育连播”；他的这项爱好是我偶然从米拉那里获知的。我没有走过去同他打招呼，因为他看到我必定会大吃一惊：在这黑夜中我穿着雨鞋和睡衣赫然出现在他面前，看上去像个疯狂的老夜游神。不过，在夜里这个时候看到还有一个醒着的人，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

在回去的路上，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对自己说，这下你惹祸了，抢劫犯终于来了。然而，身后的人并不是什么抢劫犯，而是一个年轻女子。她身穿黑色的雨衣，拎着一只包或者一个小箱子。她低着头，快步从我身旁走过。

萨布里娜，我想是她。她终于回来了。那一刻，我感到多么宽慰、幸福和满足——时间似乎倒流回去，我手中的那根干巴巴的旧木头拐杖也戏剧性地变成一朵盛开的鲜花。然而，只要看第二眼——无须再多看一眼——我就明白她根本不是萨布里娜，仅仅是一个陌生人而已。我有什么资格获得这样一个奇妙的结果呢？我又怎么能够有这种奢望呢？

不过，我还是盼望奇迹出现——毫无道理地出现。

好了，不说这个了。正如诗中常说的，我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阿维隆庄园的事上来吧。

母亲死了。事情永远都不会一成不变。他们要我绷紧上嘴唇。谁要我这么做的？自然是瑞妮，或许是父亲。有意思的是，他们却从未要求我的下嘴唇做什么。下嘴唇是用来咬东西的，用来代替另一种痛苦。

起初，劳拉成天穿着母亲的裘皮大衣。大衣是海豹皮制成的，口袋里还放着母亲用过的手帕。劳拉将大衣套在身上，试图扣上扣子，直到她扣上了所有的扣子，然后在衣服下面爬来爬去。我想她一定是在里面祈祷，或者在召唤——召唤母亲回来。不论她做什么，那都是无济于事的。后来，那件大衣捐给了慈善机构。

不久，劳拉就开始询问那个并不像小猫的婴儿去哪儿了。她不再满足于“去了天堂”之类的回答，因为她知道它被丢在了盆里面。瑞妮说，医生将它带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葬礼呢？瑞妮说，因为它太小了。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怎么能把妈妈杀死呢？瑞妮说：别操这份心。等你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她还说：你不知道的东西是不会伤害你的。这是一个靠不住的格言；有时你不知道的东西也会深深地伤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