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着色

大雁南飞，发出阵阵悲鸣；河岸上的漆树开满花朵，如同一支支暗红的蜡烛。已经到了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在这个季节，人们把充满樟脑丸气味的羊毛衫从箱子里翻出来。夜雾弥漫，晨露浓浓，门前的台阶滑溜溜的，迟缓的鼻涕虫爬了出来。金鱼草很快就青春不再，而别的季节看不到的带褶边的红紫相间的甘蓝花却开得如火如荼。

这是菊花的季节。这种花用于葬礼；这是指白色的菊花。死者对这些花一定感到很厌倦。

早晨天气晴好。我从前花园采了一小束粉红的金鱼草去墓地，放在家人的墓前，献给雪白大理石基座上的两位冥想的天使。我想，这会令两位天使耳目一新。有一次，我举行了小小的仪式：念墓碑上死者的名字。我以为我是在默默地进行，但偶然却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就像一个教士在喃喃地做每日祈祷。

古埃及人说，念死者的名字是为了让他们重生。不过，人们并不总是希望死者复活。

我绕着纪念碑走了一圈，发现一个年轻女子跪在墓前——劳拉的墓前。她低着头，一身黑色装束：黑牛仔裤、黑T恤衫、黑夹克，背着一个黑色小背包——现今的女孩子都背这样的包，而不再用手袋了。她有一头长长的黑发，和萨布里娜的一样。我的心突然一动：萨布里娜回来了——从印度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她不声不响地飘然而至。她已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她打算给我一个惊喜，可现在我的到来把它给搅了。

然而，当我看得再仔细一些，才发现那姑娘我并不认识。毫无疑问，她是个忧伤过度的研究生。起先，我以为她只不过是在祈祷，但她其实是在摆花：一支康乃馨，花茎用锡纸包着。当她站起身来时，我看见她哭了。

劳拉能感动人们。我却不能。

钮扣厂举行过野餐会之后，《信使与旗帜报》登载了通常的报道：哪个婴儿赢得了“最美婴儿比赛”的冠军，谁家的狗获得了“最佳狗狗”称号。对此，父亲说了一番话，简述如下：埃尔伍德·默里给一切都抹上了乐观主义的光泽，所以听起来一切如常。报纸上还有一些照片：那只获奖的狗——一个深色的剪影；那个得奖的婴儿，胖乎乎的像个软垫，头上还戴着荷叶边的软帽；踢踏舞演员高举着一支巨大的纸板做成的三叶草；父亲站在讲台上。他这张照片拍得并不好：嘴巴半张着，仿佛在打哈欠。

还有一张亚历克斯·托马斯和我们俩的合影——我和劳拉分别站在他的左右两旁，如同两个书挡。我们俩都在望着他微笑；他也在微笑，但他把手伸出来挡住脸，就像那些黑社会歹徒被捕时躲避记者的闪光灯一样。然而，他只挡住了半个脸。照片的文字说明是：“艾丽丝·蔡斯小姐和劳拉·蔡斯小姐招待外来客人”。

埃尔伍德·默里那天下午没有查到我们的行踪；他那样做是为了弄清亚历克斯的真实姓名。当他找到我们家里，碰上了瑞妮。瑞妮说，我们的名字不该同那个家伙的名字一起被传来传去，因此拒绝告诉他。不管怎么说，他印发了照片。埃尔伍德和我们俩同样冒犯了瑞妮。她认为这张照片不庄重，尽管我们的腿并未暴露。她觉得，我们俩在傻傻地暗送秋波，就像两只单相思的天鹅——嘴巴张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们大大丢了自己的丑。镇上人人都会在背后笑我们：痴情于一个貌似印第安人或犹太人的年轻恶棍——而且，他袖子卷起的样子看上去还像个共产党。

“那个埃尔伍德该挨板子，”她说，“他认为自己聪明绝顶。”她把报纸撕成碎片，塞进炉子，那样父亲就看不到了。他在厂里一定看过；即使是这样，他也未作什么评论。

劳拉去拜访了埃尔伍德·默里。她并没有指责他，也没有向他转述瑞妮对他的评论。她反而对他说，她想做一个像他那样的摄影师。其实，她根本不会撒这个谎，这仅仅是默里自己推断出来的。她真正说的只是想学习如何冲印照片。事实绝对是如此。

埃尔伍德·默里对这个来自阿维隆庄园的小姐的光顾感到受宠若惊。他虽然爱捣乱，却也是胆小的势利鬼，于是当即同意劳拉每周三个下午去他的暗室帮忙。她可以在一旁看他冲印婚礼照、孩子们的毕业照等等。尽管报纸有人排版，后间也有几个人专门负责印刷，埃尔伍德几乎全包了周报的其他工作，包括自己冲印照片。

他说，也许他还能教她如何给照片着色——这是时尚。人们会把老的黑白照片带来上色，让它们变得更生动。步骤是这样的：先用刷子把黑的部分漂白，然后对整张照片用红褐色的调色剂进行处理，使其具有一种粉红色的底光，最后才是着色。颜料都是用小试管和小瓶子装的，得用细小的画笔小心翼翼地上色；多出来的部分得一丝不苟地抹去。着色者得具备调色的能力；这样，照片上的双颊才不会是两团红色，皮肤也不会像哔叽布料。着色者还得具有良好的视力和稳健的手法。埃尔伍德说，这是一门艺术——如果他真这样说的话，他以掌握这门艺术而自豪。在他报社橱窗的一角，有一组旋转的着色照片，放在那儿做广告。旁边有他手写的标牌：“美化你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