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窖

空气冷飕飕的；天高云淡。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门，门廊上挂着的南瓜灯在笑眯眯地守夜。往后的一个星期，那些一心想讨糖果的孩子们会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员、僵尸鬼、外星人、骷髅、吉卜赛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摇滚歌星；我照例会关上灯，假装不在家。这倒不是讨厌他们，而是出于自我保护——万一哪个小不点不见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诱他进来，然后吃了他。

我就是这样对米拉说的。她的生意正红火，卖橘黄色的矮蜡烛、黑色的陶制猫、缎子缝的蝙蝠，还有穿着漂亮布衣的巫婆——她们的头是用干苹果做的。她听了我的话噗嗤一笑，认为我在开玩笑。

昨日，我一整天都懒洋洋的——我的心脏不舒服，几乎离不开沙发。然而，今天早晨吃完药后，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我兴冲冲地走到圈饼店。在那里，我看见洗手间的墙上又新添了一句话：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话，那就干脆别说。后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么好东西，那就干脆别吮。知道言论自由在我们这个国家还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涂巧克力的炸圈饼，带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长椅上，紧挨着垃圾箱。我坐在依然温暖的阳光下，活像一个晒太阳的乌龟。不断有人从我面前走过：两个肥胖的女人推着婴儿车；一个瘦一点的年轻女人穿着黑色皮上装，上面有一些银色钉饰，鼻子上也嵌了一颗；还有三个身穿风衣的古怪老头。我感觉他们的眼睛在盯着我。难道我还是那样声名狼藉，或者我还是那样一个偏执狂？或许是因为我不停地对自己大声说话的缘故？我不清楚。莫非我的声音在不经意间像气流般涌了出来？这种空洞的老人低语好似冬日里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风瑟瑟地吹过枯草。

我对自己说：谁在乎人们怎么想？如果他们愿意听，那就请便。

谁在乎，谁在乎——年轻人总是这样说。我当然在乎。我在乎人们怎么想。我一直是在乎的。不像劳拉，我从来没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

一条狗过来了；我给了它半只炸圈饼。“请便。”我对它说道。当瑞妮抓到谁在偷听时，她总是这么说的。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们一直在议论钮扣厂发生的事。据说，当时有外来的煽动者在活动；他们激起事端，特别是挑动那些容易冲动的年轻人。人们说起劳资谈判、工人权利以及工会的事。工会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说只雇用工会会员的企业的工会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吗？似乎没人搞得清楚。总之，这些人都窝着一股火。

煽动闹事的是些流氓和雇来的罪犯（希尔科特太太如是说）。这些煽动者不仅是外来的人，还是外国人，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令人惊恐。那些留着短须的矮个子亡命之徒，用鲜血写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战斗到底。他们会发动暴乱，肆无忌惮；他们会安放炸弹，会在夜里潜进来，割断我们的喉管（瑞妮如是说）。这就是那些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和工会组织者的斗争方法；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埃尔伍德·默里如是说）。他们谋求性爱自由，毁灭家庭，枪毙任何一个有钱人——哪怕他只有一点点钱，或者一块手表，或者一枚结婚戒指。听说，俄国就是这么干的。

据说，父亲的厂里有了麻烦。

关于煽动者和厂里有麻烦这两件事，都作为谣言被公开否认了。可人们对这两件事都深信不疑。

九月里父亲让一些工人停工回家，其中包括一些年龄不大的人。根据他的说法，他们还年轻，能自己谋生。他还让留下的工人每天缩短工时。他解释说，这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活让工厂的全部生产能力运作起来。顾客们不买钮扣，或者说不买蔡斯父子公司生产的那种钮扣，而公司靠的又是薄利多销。顾客们也不买便宜、耐用的内衣；他们把旧的缝缝补补，将就着穿。当然不是人人都丢了工作，但那些有工作的也感到没信心保牢饭碗。他们自然就想省钱，而不是想用钱。这也不能怪他们。你若处在他们的境况，你也会这么干。

数学进入了我的生活——它有那么多长腿、那么多脊骨和脑袋，还有由零构成的无情的眼睛。它告诉你：二加二等于四。但如果你没有二和二呢？那就没有四。确实没有四，我也没办法；我无法让账本的赤字变成盈利。这令我十分不安，似乎是我个人的错。夜里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账本上那些数字在我眼前闪动，在钮扣厂我的橡木方桌上排成队——这一排排的赤字就像机器毛毛虫大口吞噬剩下的那点钱。有一段时间，蔡斯父子公司钮扣的售价还够不上成本，这时候赤字就出现了。这就是数字的恶劣表现——不讲爱心、不讲公正、不讲仁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数字就是数字，它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