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餐厅

时光如梭，季节轮转。路旁的灌木丛下，夏天留下的纸垃圾四处飘散，犹如雪的信使。空气变得干燥起来，让我们为今年冬天里中央暖气引起的干燥做心理准备。我的两个大拇指已经开裂，脸也更憔悴了。如果照照镜子——不论近看还是远看——就会发现脸上大小皱纹纵横交错，仿佛贝雕一般。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腿上长满了毛。不只是一点点，而是一大片。当我低头看时，一簇簇的黑毛快速生长，布满了我的大腿，就像动物的皮毛一样。我梦见冬天来了，我要冬眠了。首先，我会长毛，接着爬进洞去，然后睡觉。这一切看起来那么正常，似乎我经历过一样。后来我记起来——即使在梦里——我从来不是一个那样长毛的女人，而是光溜溜的像一个蝾螈，至少我的腿是这样。所以，尽管这双毛腿长在我身上，但它们不可能是我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它们是别人的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腿。我所能做的只是跟着腿跑，用手摸它们，弄清这究竟是谁的腿。

梦把我惊醒了，我信以为真。我梦见理查德回来了。我能听到床上他在我身边的呼吸声。但是，那儿没人。

然后，我真的醒了。我的双腿仍在沉睡，因为我是蜷缩着睡的。我摸索着打开了床头灯，看了看手表：时间是凌晨两点。我的心就像刚跑过步一样，痛苦地怦怦直跳。人们说的看来不错：噩梦可以置你于死地。

我加紧写作，在纸上龙飞凤舞。这是我和我心灵之间慢吞吞的赛跑，但我想先到达目的地。哪儿是目的地？终点，或者终结。两者必居其一。不管哪个都算是目的地。

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和二月。隆冬。下雪了，天气清冷；火炉燃起来，烟雾袅袅，暖气汀不停地运作。路上的汽车常常冲进沟中，司机感觉获救无望，仍然开着发动机，最后窒息而死。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和废弃的仓库里，常常发现流浪汉的尸体，僵硬得如同人体模型，好似在商店的橱窗里作贫穷展览。尸体不能埋葬，因为地冻得坚如磐石，无法掘墓，因此只好放在紧张不安的殡仪馆老板的棚子里，等待天暖再埋。老鼠们却过得十分滋润。有些母亲带着孩子，因为找不到工作，没钱支付房租，被连人带东西赶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去。孩子们在卢韦托河结冰的磨坊水池上溜冰，有两个坠入冰下，还有一个溺水而死。水管接二连三地冻裂。

我和劳拉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了。确实，我也很少见到她。她说，她在为基督教联合会的救济活动帮忙什么的。瑞妮说，下个月开始，她每周只能帮我们家干三天活，因为她的腿病又犯了。她用这个借口来掩盖一个事实：我们家已经付不起她的全职工钱了。反正我心里明白。这是明摆着的事，就像父亲阴沉的脸色一样。最近，他老待在自己的塔楼上。

钮扣厂已经空了，厂房里面支离破碎。没有钱去进行修复，因为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理由是失火原因不明。有人在私下里说，事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甚至有人说火是父亲自己放的，这简直是恶意中伤。其他两个厂也还关着；父亲绞尽脑汁在想办法重新开工。他越来越频繁地去多伦多出差。有时候他会带上我，而我们会在当时最高级的约克皇家饭店下榻。这里是公司总裁、医生和律师喜欢的去处；他们在这里金屋藏娇，进行长达一周的纵情作乐。不过，当时我并不了解。

我们外出的这些费用谁来付账呢？我怀疑是理查德，因为他总是在这些场合露面。他还和父亲保持着生意来往：他是我们仅存的一个客户，生意也是有限的。这次生意是关于出卖工厂的事，有些复杂。父亲曾经试过卖厂，但这年头没人想买，尤其是考虑到他开出的条件。他只想出售一小部分股份，想要保留控股权。他要的只是资本注入，这样他的厂可以得以重开，他的工人又有活可干了。他称他们为“他的部下”，似乎他仍旧在军中，他仍是他们的上尉。他不愿意减少损失而抛弃他们，因为人们都知道，或者曾经知道：船长应该与船共存亡。现在他们不用麻烦了。他们可以变卖工厂，摆脱困境，搬到佛罗里达去。

父亲说，他需要我去为他“做记录”，不过我一点都没记过。我相信，父亲只是需要我陪在身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他瘦得像根竹竿，双手不停地颤抖。他连写自己的名字都费劲。

劳拉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出差，父亲没要她出来。她留下来，向穷人分发三天前的陈面包和薄薄的稀汤。她自己也开始节俭饮食，仿佛她感到自己没有权利吃东西一样。

“耶稣也吃东西，”瑞妮说，“他什么都吃，从来不节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