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行李箱

描写真实的唯一方法是：假设你所写的东西永远没有人会读到。不仅别人读不到，甚至你自己后来也读不到了。否则，你便开始原谅自己。你一定要把写作看成是从右手食指流出长长的墨迹，而左手在不断地把它擦去。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一行一行地写，在白纸上编织着文字的黑线。

昨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新版的《盲刺客》。这本书是免费赠送的，不要付款，至少不要我来付。此书的版权如今已属于公众，任何人都可以拿来出版，所以劳拉的这项知识产权不再会产生任何利润。作者去世若干年以后都是这样：作者本人失去了控制权。这本书在世上不断重版，天知道有多少个版本，都没经过我的许可。

这是一家英文出版社，名叫“阿蒂米西亚书局”。我想就是他们要我撰写这本书的简介，我自然拒绝了。从这家出版社的名称来看，很可能是一帮女人经营的。我不知道她们心目中的阿蒂米西亚是从战争中逃走的那个波斯女将领，还是将亡夫的骨灰吃尽而想成为他的活冢的那个罗马女人？或许是那个被强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画家；她是至今被人记得的唯一的一个阿蒂米西亚。

这本书放在我厨房的餐桌上。封面书名下面有一行斜体字：被忽略的二十世纪的杰作。封面的勒口上写道：劳拉是个“现代派”作家。她受琼娜·巴恩斯、伊丽莎白·斯马特、卡森·麦卡勒斯等作家的影响（据我所知，劳拉其实从来没有读过他们的书）。不过，书的封面设计得不差。淡淡的褐紫底色上是一个生动的画面：网眼窗帘后面，有一个身穿背带裙的女人倚窗而立，脸部处在阴影中。她身后是男人身体的一个部分——手、臂、后脑勺。我看，这再合适不过了。

我觉得该给我的律师打电话了。确切地说，他算不上是我真正的律师。我以前真正的律师——他帮我处理与理查德之间的事，还帮我还击威妮弗蕾德，尽管是徒劳的——已经死去几十年了。从那以后，我便在公司内部调来调去，就像作为结婚礼物的华丽银茶壶一代代传下去，但从来没人用过。

“请赛克斯先生听电话。”我对接电话的姑娘说道。她想必是个接待员之类。我想象她留着又长又尖的褐红色指甲。不过，也许如今接待员的指甲已经不是这种样子了。也许她们的指甲已涂成了冰蓝色。

“对不起。赛克斯先生正在开会。你是哪位？”

她的声音如同机器人。“我是艾丽丝·格里芬夫人，”我用最强硬的语气答道，“我是他的一个老客户。”

我的话不起任何作用。赛克斯先生还在开会。看来他是个忙碌的小伙子。可我为什么会把他当成小伙子呢？他大概五十多岁——没准就是劳拉死的那年出生的。劳拉真的死了那么久，时间长到能够让一个律师成熟起来吗？有些事情，尽管我不相信是真的，可人人都相信，因此我想大概是真的，眼下这就是其中的一件。

“要不要我转告赛克斯先生是什么事？”接待员问道。

“是关于我遗嘱的事，”我说，“我正在考虑写一份遗嘱。他常常对我说，该立遗嘱了。”（这是瞎话，但我想让她那个容易糊涂的脑瓜认为，我和赛克斯先生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事。我很快就会来多伦多，向他咨询。他要有空的话，请他给我回一个电话。”

我想象赛克斯先生得到口信；我想象他在记忆中搜寻我的名字时脊背发凉，最后想起来了，于是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好比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以前那些一度大名鼎鼎或富于魅力或臭名昭著的人的小新闻，你以为他们早已经死了，而现在他们却像石头底下皱巴巴的黑色老甲虫忽然出现，让人不寒而栗。

“好的，格里芬夫人，”接待员说，“我一定让他给你回电。”这些接待员想必受过说话技艺的训练，才能把周到和鄙视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但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自己也曾对这种技巧驾轻就熟。

我放下电话。毫无疑问，赛克斯先生会和他那些开着名牌汽车、大腹便便的秃顶年轻伙伴们挤眉弄眼：这个老太婆能留下什么口信？

换句话说，这又何足挂齿？

我厨房的一角有一个扁行李箱，贴着破旧的标签。它是我嫁妆的一部分——黄色小牛皮做的，新的时候很光亮，现在已经暗淡无光，铁皮镶边也又锈又脏。我把它锁着，钥匙深藏在一个装满麦片的封口罐中。如果放在咖啡罐或糖罐里的话，那就太显眼了。

我死命地开启罐子，终于打开了，取出了钥匙；我得找个好地方，可以让我更方便地藏取钥匙。我费力地蹲下身子开锁，打开箱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