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窖

天气在这个季节不该这么温暖。芬芳而和煦，干燥而明亮。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太阳通常黯淡无力，而现在却又大又圆，连落日也十分灿烂。电视台气象频道的那些活泼的、笑眯眯的家伙说，这源于远方的一场大灾难——是地震，还是火山爆发？这是又一次不可抗拒的致命天灾。他们的座右铭是：祸兮，福所倚。但另一方面，福兮，祸所伏。

昨天，沃尔特开车送我去多伦多和律师见面。如果能避免，他是绝对不会去那儿的，但米拉还是说服他去了。因为我说要搭公共汽车去，她可不愿意我搭车去那儿。人人都知道，去多伦多的公交车每天只有一班，天没亮就启程，天黑了才回来。她说，如果我在夜间下车，那些开车人看不见我，我会像只虫子一样被他们的车碾碎的。总之，我不能独自去多伦多，因为，人人都知道，那儿骗子成群，恶棍遍地。她说，一定要沃尔特陪我去。

沃尔特出发前戴了一顶红色的棒球帽；在他的帽子后檐和衣领之间，他毛拉拉的脖子硬邦邦地凸出来。他的眼皮满是皱折。“我原本要开那辆小卡车的，”他说，“那车结实得像个砖砌的厕所，那帮蠢小子在撞我之前得掂量掂量。不过，小卡车缺了几根弹簧，路上不会那么平稳。”听他的口气，多伦多的开车人都很疯狂。“我说，你去那儿是不是疯了？”他又说道。

“我们就是去那儿。”我指出道。

“不过，就这一回。就像我们常对姑娘们说的，一回不算。”

“那她们相信你吗，沃尔特？”我故意用话套他。他也喜欢这样。

“当然啦。她们都傻乎乎的。特别是金发姑娘。”我能感觉到他在咧嘴偷笑。

像个砖砌的厕所。这话过去是用来说女人的（意为长得壮实）。这是句恭维话；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盖得起砖砌厕所的。厕所通常是木头盖的，单薄易倒，而且臭气熏天。

沃尔特让我上了他的汽车，给我系上安全带，立刻就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出了电子小提琴的音乐，是令人心碎的四拍，诉说着畸形的浪漫爱情。这无非是陈腐的无病呻吟，但毕竟也是一种痛苦。娱乐业就是以此为生。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些色情的东西。我靠在米拉为我准备的枕头上。（她为我们准备的东西像是我们要去远航：膝毯、金枪鱼三明治、巧克力小方饼，还有一暖壶咖啡。）窗外，若格斯河在懒懒地流淌。我们过河以后往北拐，经过几条街道——两边原是工人的住房，如今则成了所谓的廉价“鸳鸯楼”；又经过一些小店铺：一家拆车铺、一家快倒闭的健康食品商场，还有一家矫形鞋店；门口有个脚形的绿色霓虹灯闪烁，仿佛在原地踏步。再过去是一个小型的购物中心，其中五家店面，唯有一家挂上了圣诞节的灯饰。接着是米拉的美容院，名为“发港”。橱窗里摆着一张剪短发的人的照片，我搞不清是男是女。

再过去是一家名叫“旅行目的地”的汽车旅馆。我猜，旅馆老板想的一定是“情侣幽会目的地”，但并非人人都领这个情。这个旅馆给人的感觉也许太邪门，只有进口，却没有出口；旅馆里有患动脉瘤和脑血栓的房客，有吃空的安眠药瓶，还有脑袋上有枪伤的人。如今干脆更名为“旅行”。名称改得多明智啊。这样一来就不再含有终结的意味。与其说是个目的地，不如说是个驿站。

我们还经过几家快餐连锁店——有的店家招牌上是几只笑吟吟的鸡端着一盘炸鸡块，还有的是一个乐呵呵的墨西哥人手举着玉米卷。这个城镇的贮水塔在前方若隐若现；这些水泥的庞然大物点缀在乡间，就像喜剧连环画一样有趣。现在我们到了真正的乡间。一个金属的筒仓像指挥塔般耸立田间；路边，三只乌鸦正在啄一只旱獭的毛茸茸的身体。栅栏、筒仓、湿漉漉的牛群、一排深色的雪松。再过去是一汪沼泽，夏天茂盛的芦苇也已凋谢了。

天开始下起了毛毛雨。沃尔特启动了前窗的雨刷。伴着雨刷柔和的催眠曲，我进入了梦乡。

当我醒来，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打鼾了吗？如果打了，我的嘴巴张着没有？如果那样的话，有多难看、多丢人啊。但我忍着没问。要知道，这是虚荣心在作怪。

我们在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快到多伦多了。这是沃尔特说的。我看不见，因为我们被堵在一辆装满一筐筐白鹅的卡车后面——这些肉鹅无疑是送往市场的。它们那长长的、注定要被宰杀的脖子伸出筐外，嘴巴一张一合地在悲鸣，叫声被车轮的声音淹没了。它们落下的羽毛在风中飘舞，贴在车窗上。车里充满了鹅粪味和汽油味。

那卡车的后面贴着一条警示语：“如果你看得清，那说明你靠得太近了。”当它终于转弯开走了，多伦多已近在眼前——一个在湖边平原上耸立着的玻璃和水泥的高楼大厦的城市，飘浮在一片橘褐色的烟雾之中。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城市，它似乎在一夜之间如海市蜃楼般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