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灰缸

我又去看医生了。是米拉开车送我去的。她说，路上的雪融化之后又冻成了冰，太滑了，我不能走着去。

医生轻轻敲了敲我的肋骨，又听了听我的心脏，然后皱起眉头，接着眉头又舒展了——他一定有了主意。于是，他问我的感觉怎么样。我猜想他的头发经过处理了；原来头顶上的头发一定很稀疏。他是不是热衷于在头皮上粘贴一缕缕的假发？或者比这更糟，作过毛发移植？啊哈，我心里在想。尽管你每天坚持慢跑，腿上汗毛浓密，但你已开始渐渐显出老态。不久，你就会后悔皮肤被晒成棕色了。你那满是皱纹的脸看起来会像晒干的橘子皮。

他喜欢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不过，至少他不会说：我们今天怎么样？他从来不把我说成“我们”，有些医生是这么说的。看来他懂得“我”的重要性。

“我睡不着，”我对他说，“梦做得太多。”

“如果你在做梦的话，那你一定睡着了。”他故作机智地答道。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尖锐地说，“做梦和睡觉不是一回事。梦老是把我弄醒。”

“你喝咖啡了？”

“没有。”我撒了个谎。

“一定是心中有愧。”他动笔开处方，无疑都是些糖衣片。他在独自咯咯地暗笑：他一定觉得自己挺滑稽的。过了一定的年龄，人的经历好像又倒了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表现得越来越天真了，至少在别人看来是如此。我在医生眼中只不过是一个不中用的，因而也是不值得责怪的老太婆。

当我在门诊室接受诊断的时候，米拉则坐在候诊室里翻阅过期的杂志。她把一篇关于怎样应付压力和另一篇关于吃生卷心菜有益的文章撕了下来。她说，这都是给我看的；对这个小小的意外收获，她沾沾自喜。她总是在给我下诊断。她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不亚于关心我的心理健康；她对我的肠子尤其在意。

我告诉她，不能说我受到什么压力，因为封闭的生活中没有压力。至于生卷心菜，它把我胀得像死牛一般，因此我宁愿不要它的益处。我说，我没有长命百岁的奢望；也不想苟延残喘，身上发出泡菜般的酸味，嘴里发出卡车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

我关于身体功能的这一番粗鲁的描述，往往能让米拉闭上嘴巴。她接着开车往回赶，一路上不再说话，脸上挂着一丝僵硬的笑容，像是糊上了一层石膏。

有时候，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现在我手头有活。说手头是再合适不过了：有时似乎只有我的手在写，而不是整个人在写。似乎我的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即使从我身上砍下来，它也会继续写下去。它就像用香熏过、施过魔法的某种埃及人的崇拜物，或者像干兔爪——人们把它悬挂在汽车反光镜上以求平安。尽管手指患有关节炎，我这只手近来还是显得异常灵活，似乎欲罢不能。当然，如果让我平心而论，它的确写下了许多不该写的东西。

一页又一页，不停地写啊写。我写到哪里了？噢，一九三六年四月。

四月份，我们接到了圣塞西莉亚学校的女校长打来的电话；劳拉当时正在那里上学。她说，这件事与劳拉的在校表现有关，不宜在电话里讨论。

理查德为生意上的事脱不开身。他提议让威妮弗蕾德陪我去，但我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可以处理；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我会告诉他的。我跟女校长约好了时间；她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刻意打扮了一番，希望能对她起点震慑作用，或者至少能让她想起理查德的地位和影响。我记得，我身披一件狼獾皮镶边的开司米羊毛大衣——在这个季节确实热了一点，但却高贵威严。帽子上饰着一只死雉鸡，确切地说是雉鸡的一部分：翅膀、尾巴和头。鸡头上还嵌着一对红玻璃的小眼珠，亮晶晶的。

女校长头发花白，身材像一副木头衣架——一把老骨头披着一件看起来潮乎乎的衣服。她正坐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前横着一张橡木办公桌。看到我这身打扮，她吓得双肩耸得老高，把耳朵都快遮住了。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也会像她现在怕我一样怕她。说她怕我，倒不如说怕我的钱袋子——我可是一副贵夫人的模样现在，我对自己信心十足。我曾经观察过威妮弗蕾德的一举一动，反复模仿操练。现在我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一次竖起一条眉毛。

她忐忑不安地笑了笑，露出两排大黄牙，看上去像啃掉一半的玉米棒上的玉米粒。我心里在琢磨：劳拉究竟捅了什么漏子，惹得这位女校长竟然同理查德和他的无形权势对抗？“恐怕我们真的不能再让劳拉在学校待下去了，”她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也清楚还有缓和的余地，但我们做每件事都要考虑到其他学生。劳拉影响太恶劣了，把全班都搞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