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冒火的人

昨天晚上，我临睡前吃了一片医生给开的安眠药。我很快就睡着了，但接着就做起梦来，而且和没吃药做的梦差不多。

我站在阿维隆庄园的码头上，河里绿莹莹的碎冰块涌来涌去，像铃铛般丁当作响。我没穿冬装——只穿了一件连衣裙，上面印着斑斓的蝴蝶。我还戴着一顶塑料花做的帽子，颜色绚丽——一种茄红色，红得发紫，令人厌恶——里面还装有发亮的小灯泡。

我的帽子在哪儿？劳拉用五岁孩子的稚嫩嗓音问道。我低下头来看她，但一下子我们都不再是孩子了。劳拉变老了，跟我一样；她的眼睛变成了两颗小小的葡萄干。这太可怕了，我一下子醒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我等到心里不再扑腾了，摸索着走到楼下，为自己热了一杯牛奶。我早就应该明白，靠吃药是不行的。睡个好觉可不是花点小钱就能买到的。

我接着上回说下去。

从“玛丽女王”号下船后，我们这一家子在纽约逗留了三天。理查德说，他有些生意上的事要了结，其他人则可以四处游览一下。

劳拉不想去看罗基特舞蹈队的表演，又懒得爬上自由女神像的顶端或帝国大厦。她对购物也没有兴趣。她说，她只想四处走走，看看街景。理查德说，她孤身一人去逛街太危险了。于是，我只好陪她去。她并不是一个活跃的游伴——但要比陪威妮弗蕾德强得多；后者则太活跃了，直到折腾不动才肯罢休。

随后，我们在多伦多又待了几周；理查德在这段时间里把生意的事办完了。然后，我们动身去阿维隆庄园。理查德说，我们要坐船去。听他的口气，阿维隆庄园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乘船去玩；他十分乐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满足我们的兴致。说得更好听一点，是让我们高兴——让我高兴，也让劳拉高兴。

在我看来，他现在似乎把劳拉看作是一个谜，沉下心来要破解这个谜。我发现他偶尔会盯着她看，那种专注的神情就像在看股市专栏——寻找控制、扭转、切入的机会。照他的人生观来看，世上什么事都可以控制或扭转。不行的话，就用钱来解决。他想控制劳拉，把劳拉的脖子踩在自己的脚下，不管能踩住多少。然而，劳拉并没有那种可以供他踩的脖子。所以，每次他把一只脚抬得高高的想踩下去时，都被她躲开了，就像电影中的捕熊猎人摆好架势而狗熊却眨眼不见了。

劳拉是怎样对付他的呢？她不再同他直接对抗；到这个时候，她已经避免同他发生正面冲突。当他冲上来时，她就往后退，然后突然抽身，闪他一个踉跄。每次他向她猛扑过来，想抓住她，每次都抓个空。

他想要的就是让她接受他，甚至佩服他，或者仅仅是感激他，诸如此类。如果换了别的女孩，他早就施以小恩小惠了：一条珍珠项链、一件开司米羊毛衫之类——十六岁的少女们梦寐以求的东西。然而，他知道劳拉是不会上钩的。

我认为，他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永远也猜不透她的心思。她不为金钱所动，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不论同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意志力比赛，我都看好劳拉。她的性格倔犟得像头骡子。

有机会能在阿维隆庄园多待上一段时间，我想她一定求之不得——她曾经那么不愿意离开那里。然而，当我们提到这个计划时，她似乎无动于衷。她不愿意为任何事感激理查德；或者说，我的感觉是如此。她只说了一句话：“至少，我们能见到瑞妮了。”

“我遗憾地告诉你们，瑞妮不再在我们家干了，”理查德说，“她被解雇了。”

这是几时的事？是刚才，还是一个月，还是几个月前？理查德含糊其词。他说，瑞妮的丈夫很成问题——他一直在酗酒。因此，任何一个明事理的人都看得出来，房子的修缮工作拖了时间，搞得难以令人满意。理查德不会花大钱养懒汉，养一个只会唯唯诺诺的人。

“他是存心不想让她和我们待在一起，”劳拉说道，“他知道瑞妮站在我们一边。”

我们在阿维隆庄园的主屋里转悠。房子好像缩水了；家具上蒙着布，落满灰尘。还剩下些什么家具呢？一些大件及颜色较深的早已搬走了——我猜准是理查德吩咐这么做的。我想象得出威妮弗蕾德会说，没有人会喜欢天天看到做工笨拙的橱柜，而且上面雕刻的葡萄一点也不像。那些皮封面的书籍目前还摆在书房里。不过，我有一种预感，那些书在那里也摆不了多久了。祖父本杰明和历届首相的合影也被拿掉了；一定是有人——准是理查德——看出了他们的不太清晰的面孔。

阿维隆庄园以前给人的感觉是稳如山岳，牢不可摧——就像一块巨大的磐石砰地砸在时间的溪流当中，岿然不动。然而，现在它是千疮百孔、寒伧破败、岌岌可危，再也没有那种堂皇富贵的气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