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小吃店

几个星期过去了，劳拉还没有回来。我想给她写信，给她打电话，但理查德说那样对她有害。他说，她不能被过去生活中任何人的声音打扰。她需要把思想集中于她的现状——当前的治疗。这是医院告诉他的。至于治疗的性质，他不是医生，不能不懂装懂。这种事最好还是留给专家去管吧。

我想象她在囚禁中挣扎，陷在她自己酿造的痛苦的幻想中，或者陷在她周围的人同样痛苦的幻想中；这种想象时时在折磨我。她自己的幻想何时变成了别人的幻想？介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门槛在哪里？我们大家每天都不假思索地跨过这道门槛；我们使用语法的口令——我说、你说、他和她说、它、另一方面、没有说——使用流通的硬币以及约定俗成的语意购得清醒理智的权利。

甚至当劳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不太认同约定俗成的语义。问题不就出在这里吗？当需要说是时，她却坚持说不。她的态度总是同大家相反。

他们告诉我，劳拉的情况不错：她有了进展。接着，情况又不好了：她有了反复。她有什么样的进展？又有什么样的反复？我不该深究这些，那会扰乱我的情绪。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保持精力对我很重要。“我们要让你马上好起来。”理查德拍拍我的胳膊说道。

“可我真的没病。”我说。

“你懂我的意思，”他说道，“恢复到正常状态。”他充满柔情地一笑，向我投来几乎是挑逗的一瞥。他的眼睛变小了，或者说眼睛四周的肉往里长了；这给予他一种奸猾的表情。他正盘算着何时能回到属于他的地方：社会的最上层。我在想，他会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他体重增加了；他经常在外边吃饭；他在俱乐部和各种重大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些都是沉重的集会，重量级的男人们在此会面并沉思默想，因为国家将面临重大困难——对这一点大家都有所猜测。

发表那些演说能令一个男人自我膨胀。至今我已见识过多次，也见识过他们在演说中的那种用词。那种用词极容易冲昏头脑。你可以从电视和政治广播中见识到——这类词像气泡一样从他们口里不断冒出来。

我决定病着，时间越长越好。

我为劳拉的事烦恼不已。我翻来覆去地考虑威妮弗蕾德说过的话，并从各个角度去分析。我不太相信她的话，但又不能不信。

劳拉总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经意就把东西给打破了。她从来不尊重别人的所有权。我的东西就是她的：我的自来水笔、我的古龙香水、我夏天的裙子、我的帽子、我的梳子。难道也包括我还未出生的孩子？然而，如果她患了妄想症——如果她一直在编造事情——为什么她恰好就编出了关于孩子的事呢？

但另一方面，假设威妮弗蕾德在撒谎，假设劳拉的神志正常。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劳拉一直在说真话。如果劳拉一直在说真话，那么劳拉就是怀孕了。如果她真的有了孩子，那孩子的下落呢？她又为什么不告诉我，而去告诉一个医生——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她不向我求助？我琢磨了好一阵子。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健康状况不佳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至于孩子的父亲，不管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的，只有一个男人有这种可能性。那准是亚历克斯·托马斯。

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

我再也不知道劳拉会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了。她变得让我感到陌生了，就像你戴着手套，你对手套的衬里感到陌生一样。她一直和我在一起，但我却无法观察她。我只能感觉到她存在的轮廓：一个空洞的轮廓，填满了我自己的想象。

几个月过去了。六月，七月，然后是八月。威妮弗蕾德说我看上去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她说，我应该多去户外活动一下。我应该采纳她一再的建议，打网球或高尔夫球。这对我的胃有帮助——我应该注意保护它，以免患上慢性胃病。如果我不想打球，至少我可以料理一下我的石园。这活儿对孕妇非常合适。

我不喜欢我的石园；同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它仅仅名义上是属于我的。（由此想到，“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它无疑是被偷换来的孩子，一定是吉卜赛人留下的；而我真正的孩子——不那么爱哭，而爱笑，也不那么尖刻——被拐走了。）石园同样也不欢迎我的照料；我所做的一切丝毫不能取悦它。花园的各种石头倒是赏心悦目——有许多粉红色的花岗岩，还有石灰岩——但在石头上我什么也种不了。

我满足于靠书本来打发日子——《石园花草谱》、《北方地区的沙漠肉质植物》之类。我翻阅这些书籍，列出单子——我要种的或实际上已种下的植物，以及应该长却没长出来的植物。龙血树、银边翠、屋顶长生花，等等。我喜欢这些名字，却不太在乎植物本身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