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条

昨天我感到太累了，只能躺在沙发上休息、看电视。我看了一档白天的访谈节目，这无疑成为我的懒散习惯。在这类节目中，他们互揭伤疤。如今，揭伤疤竟也成为一种时尚：他们揭他人的伤疤，也揭自己的伤疤，甚至无中生有的伤疤也不放过。他们出于负罪感和内心的痛苦这样做，供自己取乐，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想展示自己，别人也想观看他们的展示。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对这些东西感到津津有味——这些卑劣的小罪过、这些肮脏的家庭纠纷、这些珍藏已久的伤痛。我兴致勃勃地等着拧开那个“虫子罐”，就像等着看某种神奇的生日礼物。人们看后却是一脸的扫兴：硬挤出的泪水、吝啬的满意表情，以及经过暗示后勉强作出的喝彩。就这些吗？他们肯定在琢磨。你身上的这个伤口，不该更不同寻常一点、更肮脏一点、更史诗化一点、更令人揪心一点吗？再讲一些！难道我们不能让痛苦再刺激一点吗？

我不知哪一种办法更好——浑身装着自己的秘密过一辈子，直到在它们的重压下崩溃？还是把每个段落、每个句子、每个单词都挤出来，直到最终你耗尽了曾经像藏金般珍贵、皮肤般亲近的一切？这是对你至关重要的一切，令你畏畏缩缩想掩藏的一切，曾经是属于你的一切——你必须像一只在风中摆动的空麻袋度过余生。那是一只贴着明亮的荧光标签的空麻袋，人人都会知道里面曾经装着你什么样的秘密。

无论结果好坏，我都不辩解。

“嘴不严，沉没船。”战时海报上这样写道。当然，船反正早晚都会沉没的。

这般肆意幻想一番之后，我踱进厨房，吃了半根发黑的香蕉和两块苏打饼干。我不知是否有什么东西——某种食品——掉到垃圾桶后面去了：那儿有一股肉腥味。我马上检查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什么。也许这股气味是我自己的。我不禁认为，我的躯体闻起来像猫食的味道，不管今天早上我往身上喷了什么样的陈腐香水——是意大利的“托斯卡”，还是“玛吉莉芙”？或许是法国的“香丽温”？我还有东一摊、西一摊零零碎碎的这类东西。米拉，如果你有时间处理的话，可以把它们装在绿色的垃圾袋里。

理查德觉得我需要抚慰的时候，就送给我香水。除了香水，还有丝绸围巾，以及做成小动物、笼养鸟或金鱼形状的小珠宝别针。这些都是根据威妮弗蕾德的口味买的，但不是买给她的，而是买给我的。

从提康德罗加港回来的火车上，以及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琢磨劳拉的便条——据瑞妮说是她留给我的。当时，她一定清楚，不论她打算向医院的陌生医生说些什么，都可能会引起后果。她一定知道这是一次冒险，所以她事先有所提防。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她给我留下了一个信息，一条线索，就像丢下的一方手帕或洒在树林里的白色小石子。

我想象她以一贯的书写方式写这张便条。毫无疑问，那是用铅笔写的，一端被咬过的铅笔。她常常咬手中的铅笔；小时候，她嘴巴里有木屑味。如果是彩色铅笔，她的嘴唇会变成蓝色、绿色或紫红色。她字写得很慢。字迹稚嫩，圆圆的元音字母和封闭的o；字母g和y的茎长长的，有些抖动；i和j上的点是圆的，远远地靠右点着，仿佛那一点是被一根无形细线牵着的黑色小气球；“t”的交叉笔划倾向一边。我在想象中坐在她旁边，看她下一步干什么。

她写完了便条，装进信封，封上口，然后藏起来，就像她在阿维隆庄园藏她那一包七零八碎的东西一样。她会把这个信封藏在哪里呢？不可能藏在阿维隆庄园；在她被送走之前，她根本没靠近过那里。

噢，一定藏在多伦多的家里。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理查德找不到，威妮弗蕾德找不到，姓穆加特罗伊德的用人们也找不到。我到处寻找——抽屉底下、碗橱后面、我的冬大衣口袋里、我的手袋里，甚至我冬天戴的手套里——但什么也没找到。

后来我想起来，有一次在祖父的书房里碰见她，那时她十岁左右。她把家用《圣经》摊在面前；那是一本皮封面的大书。她正用母亲的旧剪刀剪下书中的一些章节。

“劳拉，你在干什么？”我说，“这可是《圣经》呀！”

“我把我不喜欢的部分剪下来。”

我把她扔进废纸篓里的书页抚平：一条条的《编年史》、一页页的《利未记》，以及圣马太的一些片言只语；其中有耶稣诅咒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事。现在我想起来，在劳拉上主日学校的时候，她对关于无花果树的那一段很是气愤。耶稣对一棵树竟如此恶毒，她感到义愤填膺。人人都有倒霉的时候，瑞妮当时一边说，一边轻快地搅着黄碗里的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