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昙花一现

看完劳拉的笔记本之后，我把它们放回我的袜子抽屉里。一切都清楚了，但什么也无法证实。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正像瑞妮所说的那样，剥猫皮的方法总不止一种。如果你径直走不过去，那就绕道走。

我一直等到葬礼结束，然后又等了一个星期。我不想行动太仓促。瑞妮也常说，宁愿稳妥以免后悔。这是一句靠不住的格言，因为常常是两者兼有之。

理查德去渥太华了——一次重要的渥太华之行。他暗示说：上层人物也许会突然提出问题；如果不是现在，那也快了。我告诉他以及威妮弗蕾德，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带着盛在他们银色盒子里的劳拉的骨灰去提康德罗加港。我说，我需要撒这些骨灰，还要负责把她的名字刻在蔡斯家族的方石碑上。一切都顺理成章。

“别责怪你自己了。”威妮弗蕾德说道。她就希望我这么做——如果我怪罪自己，我就抽不出时间来责怪别人了。“有些事情经不起老是去想。”不过，我们不免老是去想。我们无法克制自己。

送走理查德以后，我放了用人一晚上的假。我说，我愿代她照管。最近以来，我多次这样做——我喜欢独自在屋里守着熟睡的艾梅——所以，连穆加特罗伊德太太也没起疑心。等到四下没人时，我迅速采取行动。我预先已经偷偷地打点了一些包裹——我的珠宝盒、我的那些照片、那本《石园花草谱》。现在我动手整理其余的东西：我的衣服，但绝不是全部；艾梅的东西，也绝不是全部。我把所能拿的东西放进扁行李箱——那只曾经放我嫁妆的箱子；还有的则放进与之配套的手提箱。根据我事先的安排，火车站的人来运走了行李。然后，第二天，我轻易地带着艾梅乘出租车去了联邦车站，每人只带着过夜的小包，神不知鬼不觉。

我给理查德留下了一封信。我说，鉴于他的所作所为——我现在得知的情况——我不想再见他了。考虑到他的政治抱负，我将不会要求离婚。不过，根据劳拉笔记本里的记录，我掌握了他下流行为的充分证据。我撒谎说，这些证据都锁在一个保险柜里。我补充说，如果他想用他的脏手去碰艾梅的话，他应该打消这个歹念，因为我会制造一个非常大的丑闻。而且，如果他不满足我经济上的要求，我也同样会这么做的。我要求的数额不大：这笔钱够在提康德罗加港买一间小房子，能确保艾梅的抚养费就行了。至于我自己的生活费，我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

我在这封信署名时用了谨启一语。当我舔着信封的封口时，我不知在信中是否拼对了下流这个词。

离开多伦多的前几天，我找到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她已经放弃了雕塑，现在是个壁画家。我在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找到了她；她在那里揽了一个画壁画的活儿。壁画的主题是妇女对战争的贡献——已经过时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不过，我们两个并不知道，这幅画很快就会被刷上一层平庸乏味的褐灰色。）

他们给了她整整一面墙的面积作画。画上有三名工厂女工，身穿工作服，勇敢地微笑着挖出了炸弹；一位开救护车的姑娘；两名扛着锄头、拎着一篮西红柿的农场帮工；一个穿制服的女人，高举着一台打字机。在下面的一角，画在一边的是一位系围裙的母亲，正从烤炉里取出一条长面包，两个称许的孩子在一旁观看。

卡莉看到我不无惊讶。我没有事先告诉她我要来；我不希望她躲避我。她正在监看画匠们工作。她把头发用一方印花头巾扎了起来，身穿卡其布宽松长裤，脚蹬一双网球鞋，两手插在口袋里，下唇叼着一支烟，大步地四处转悠。

她听说了劳拉的死讯。她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这么可爱的姑娘，小时候就如此与众不同，真是遗憾。等她说过那些客套话之后，我把劳拉告诉我的事说给她听，问她是不是真的。

卡莉感到十分气愤。她在话里多次用了胡扯这两个字。确实，当她因为从事煽动活动被反赤小分队抓起来之后，理查德帮过她的忙，但她认为那只是他看她曾是家里人的份上才这么做的。她否认曾经告诉过理查德关于亚历克斯或者别的激进分子或同情者的情况。真是胡扯！这些人是她的朋友！至于亚历克斯，没错，当他陷于困境时，她开头帮过他，但后来他消失了。事实上，他还欠她一些钱。再后来，她听说他去了西班牙。当初她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她怎么能告发他呢？

一无所获。或许理查德在这件事上对劳拉说了谎，就像他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我说谎一样。反过来，或许是卡莉在说谎。不过，我还能指望她再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