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5

我被取消了学籍，也就不再享受推迟服兵役的优待，只能等着被征召。在此之前，两个劳务大队要召用我：我先要去修路，在靠近哥特瓦尔德夫那边的一个地方；夏末，我被召去在军需工厂做季节工。最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在火车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以后，我便到达俄斯特拉发一个丑陋的无名小镇，进入了军营。

于是我置身于司令部的一个院子，身旁有许多被指派到同一军团的新兵；我们互相不认识；在初次相处的沉闷之中，只觉得他们身上明显地露出庸俗和古怪的气息。我们之间惟一的纽带就是前途未卜，对此我们彼此曾三言两语作过猜想。有几个人说我们是“黑帮”，也有一些人说不是，还有一些人连这个词的意思都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听着他们的话呆住了。

一个班长来把我们领到一个木棚。我们挤在过道里，然后又走进一间大屋子。四周的墙上有很大很大的墙报，上面贴着标语、照片和蹩脚的画；在一条横幅上用别针别着红纸剪的粗体字：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下面，有一张椅子，椅子旁站着一个体质虚弱的矮个子老头。班长指定了我们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坐下，小老头在他脖子周围系一块白布，在靠椅子腿挂着的一个包里，掏了一会儿，取出一把推子，插入小伙子乱蓬蓬的头发之中。

把我们改造成士兵的模样有一系列的环节，而这张理发椅就标志着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在这张椅子上由人剃掉头发以后，又被领到下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被迫脱了个精光，把衣服卷起来塞在一个纸袋里，用绳子捆上，交到一个小窗口，我们全都光着头，赤条条地穿过走廊，到另一间屋子去领睡衣；穿着睡衣，我们跨过又一道门，去领取规定的士兵靴。然后，穿着军靴和睡衣，我们又穿过院子，到了另一个木棚，在那里，有人发给我们衬衫、短裤、毛袜子、腰带和军装（上衣的臂章是黑色的！）；我们终于走到最后一个木棚，一个士官在点我们的名，把我们编成队，给我们指定房间和铺位。

就在同一天，我们还跑去集合，吃晚饭，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出发去矿下；到了堆矿场，我们的队又被分成几个劳动小组，发给工具（尖嘴镐、铲子、矿灯），我们中谁也不知道，或者说几乎是谁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矿灯；接着，下井的笼子把我们带到地下。当我们上来时，浑身酸疼，等着我们的士官命令我们排队，把我们带回营房；我们吃午饭，下午队列训练，大扫除，政治教育，唱规定必唱的歌。一个宿舍二十个铺位，可算亲密得很。日子一天接一天，天天如此。

在最初的几天里，人们强迫我们忘掉每个人个性的做法，使我们如同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毫无人性特色，都是硬性规定，干活便是我们一切人性的表现。当然，这种眼前一团黑的状况是相对而言的，是因为具体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就像一个人从亮处进入一间黑屋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的漆黑慢慢地褪去。终于，在这种将人作物之中，人性渐渐显露端倪。我应当承认，在当时我是最末一个学会适应亮度变化的人。

原因是我整个身心不肯接受命运的这份赠礼。所谓戴黑臂章的士兵——我也在其中——实际上不发武器，只不过练练队列，在矿井下干活而已，他们的工作是有报酬的（这一点，他们比别的部队有更多的实惠）。可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把这些人都当作敌人，所以也不肯把枪交给他们，一想到这里，报酬不报酬对我的安慰也就微不足道了。这些人是敌人，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日益严酷，而且使我们还受着一种威胁，就是在法定的两年之后，服役时间可能延长。然而，最使我寒心的，还是看到我自己和被我认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混在一起，还是我的同志们作了把我送来的决定。

因此，我在极端的孤寂中度过了在黑帮队伍里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不愿和我的敌人交往。至于外出，在那个时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大兵没有任何权利，外出是作为一种奖赏来赐予的），而当这些男子汉成群结队光顾一家又一家小酒馆、找女人的时候，我宁肯一个人留下来据守我的那个角落。我懒懒地躺在宿舍的床上读些什么，甚至还在学习（对一个搞数学的人说来，一支笔和一片纸就够了），因难以接受处境而怨艾不已。我认定在这种逆境中，我惟一的特殊使命，便是继续为自己争取“不致沦为敌人”的权利而斗争，为争取摆脱这种境地的权利而斗争。

我好几次找到连队政委，不遗余力地要他相信，我在这里与这些黑类分子为伍是一个错误，我被开除出党是因为知识分子意识，出言不逊，但我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我喋喋不休地解释（多少次！）那张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现在已和我的黑色臂章联在一起，就一点也不可笑了，而且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似乎里面藏掖着什么东西使我讳莫如深。不过我应当坦白地说，政委毫无厌烦之意听取我的申诉，对我急切辩白的心情表示出一种理解，几乎超出我的意料。他最后当真把问题提到了上级某个部门（多么神秘的组织关系！），只不过到头来，他把我叫去说：“你干吗要骗我？现在我知道你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语气中露出某种真心的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