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8

从这个晚上开始，我的一切发生了变化，我的身躯又重新焕发生气；像是一个经过整理的房间有人住了。墙上的挂钟，在几个月里，它的指针始终是瘫痪的，现在忽然又重新滴答滴答地开步。变化是巨大的：时光在这之前好像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流程，消逝着，从一个虚无走向另一个虚无（因为我是在一个休止节拍之中！），没有任何标杆，没有任何小节线，而现在，时光又一步一步地恢复了它人性的面目：它重新开始日月分明，并计起数来。我把离开军营的准假外出看得极其重要，日子变成了我的一架梯子，我一天一天地爬着，最后去和露茜相见。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对一个女人思念得如此焦渴，也不再有过如此默默无声但如此深沉的专注（再说，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这样做）。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我对她能怀着如此深深的感激之情。

感激之情？感激什么？首先，露茜把我从爱情生活的凄凉空间里拔出来，而当时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深深被困。当然：斯塔纳这样的人，因为新婚，算是以他的方式冲破了这种困境；从此以后在他布拉格的家里，不是有了一个他所爱的妻子，一个他所思念的女人了吗？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值得艳羡的。由于结婚，他使自己的命运有了变化，从他登上一列火车回到俄斯特拉发的时刻起，他就在失去对命运的影响力。

发现了露茜，我自己也对命运推动起来，但是我还没有忘乎所以。当然，我和露茜的相会是有着时间距离的，但这个间距几乎是有规律的，而且我知道露茜能够等我半个月，何况随后她对我那么热情好像是我们昨天才分手似的。

在俄斯特拉发时，我对爱情的前景感到绝望，心中一片厌恶之情，露茜并非只是仅仅脱离这一境地而已。我确实醒悟到我的奋斗失败了，我企图改变黑色臂章是办不到的，我认识到，我被迫与之肩并肩地生活了两年或者说两年多的那些人，现在我想把自己和他们划清界限完全是发疯；我也认识到，我老是大声疾呼我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我开始看清这种权利的特权性质），其实完全是荒谬的，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为自己失落的命运而痛哭流涕，而现在，我新的姿态并不是由于眼泪已经流干，而是出于理智，出于觉悟。这些偷偷流的泪水，露茜像有魔法一般把它止息了，我只要感觉到她在我的身旁，感觉到她的生活就行，而在她的生活里，什么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问题、提高警惕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定义的争论、战略政策和战术政策都统统不起作用。

我的船正是翻在对这种种问题的关心上（它们完全属于那个时代，过了不久就变成一大堆令人难懂的词汇）；可当时我恰恰对这些问题念念不忘，后来我被叫到各级党委前交待时，我竟至于能列举出十几种使我向往共产主义的动机。然而，在当时的运动中，真正能吸引我的，甚至使我迷恋的，是“历史的方向盘”，我在掌握着它（或者自以为掌握着它）。实际上我们确实在真正决定人和物的命运，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大学里：由于那个时候教师队伍中共产党员屈指可数，所以学生共产党员在最初的几年里几乎一直是独立担负着学校的领导责任，他们既决定教师的任命，也决定着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我们得意洋洋，尝到了权力带来的陶醉是什么滋味，然而（不无善良的意愿）我可以改用比较温和的说法：我们被历史迷惑了；我们陶醉于骑在历史的马背上，陶醉于感受着屁股底下它的身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后必定会转化为一种对权欲的嗜好，但是（就和一切人世间的事情都难以定然一样），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美丽的幻想，那就是：我们，要亲手开创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每一个人）都不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人，也不再是追随在历史后面的人，因为他要引导历史，造就历史。

我当时坚信，远离历史方向盘的生活就不算生活，而是行尸走肉，会六神无主！不啻是一种逃亡，简直如放逐在西伯利亚。而现在（在西伯利亚过了六个月之后），我忽然看出来，离开历史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一种新的、原先未曾估计到的可能：原来在历史飞腾着的翅膀下，居然隐藏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辽原，它就横卧在我的面前，草原中央站着一个可怜巴巴的女子，但又是一个值得爱恋的女子在等着我：露茜。

露茜，她对这个历史的巨大一翼又怎么看待呢？即使它那悄然飞过的声音也曾掠过她的耳旁，她也难以觉察。她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生活在历史的底下；她对历史这个陌生的东西一无所求；对那些号称伟大的、时代性的思虑毫无概念，她只是为自己那些琐碎的、无穷无尽的忧虑而生活。而我，忽地一下子，得到了解脱；她似乎是特地来把我领到她那个模模糊糊的天堂；刚才的那一步，原来我不敢跨出的那一步大约正是使我“跨出了历史”，这一步对我来说，使我猛然摆脱了桎梏，使我一举获得了幸福。露茜，羞怯地挽住了我的胳膊，我任她拉着往任何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