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毁灭的小说（第4/9页）
同样被称之为“滑稽模仿的继续生存”的现象在另外的段落里也看得到，比如说路德维克继续为了打发与埃莱娜重逢前剩下的那几个小时，在建筑物边逗留后不久所看到所谓“欢迎加入新市民的生活”的庆典仪式。同样，这里吸引他注意的也是庆典中的滑稽模仿成分。但这一回的尴尬不是来自于对涵义的遗忘——就像建筑物那样，而是它转向即便和它原本要体现的涵义不一定截然对立却也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涵义，另一种涵义完全占据了它的表面，将它转变为可笑的模仿。成为纯粹的宣传之后，宗教仪式般的手势或讲演——就是路德维克的老同学科伐里克的讲演——所体现出来的神圣，最后只能是一种滑稽的模仿。
毁灭，简而言之，在我们所谓世界与存在的符号学的错乱中得到了证实。庄严的历史在开玩笑。用来展现上天的高深的石头天使宣告的只是虚空。角状的冰淇淋成了火炬的火焰。粗俗的公民说教表演却带上了一种神圣仪式的沉重。一张温馨的纸片被看成是政治宣言。在事物与词语，生灵与面孔，行动与思想之间，产生了某种虚空，连接它们的线条被截断，一切都偏离了航道。不再有标准，不再有价值，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转向原有的价值的反面，不再有词语，因为它们也仿佛被施了魔法似的，一秒钟以前的意义和内容会突然改变，指向完全不同的意义，也不再有原因清晰、结果可以预见的手势，它们在每时每刻也都有可能背叛导致它们的初衷。
这种符号关系的错乱同时影响到它的两端：这两端彼此之间不再结合在一起，彼此偏离，符号和意义，词语和它们的所指在各自的一侧自由飞翔，而它们的相遇永远只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以至于同样的符号可以具有千种不同的意义，而在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摩拉维亚传统音乐就是如此，它相继地与战前的爱国保守主义、青年革命者的现代理想主义和老斯大林分子的铁棒政策相结合。任何的符号、事件和背景于是都成了一种陷阱，因为原先它们所承载的意义完全可以被截然相反的意义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为任何东西指定意义都一定是一种自我欺骗，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将自己置入几乎一定会成为事实的自我欺骗的境地。如果说卡夫卡的世界里真实无处可寻，在这个后来的世界里，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却可以说是多重的、任意的、可操作的，因此不仅仅应该放弃抓住真实，更应当放弃追寻。如果说约瑟夫·K无法找到进入城堡的方法，至少他不怀疑城堡是确实存在的，他在努力地到达这个目的地。但是昆德拉的人物，他却进入一个城堡极易深入的世界，但是一旦我们接近这些城堡，它们就可能坍塌，变成陷阱。迷失在一大堆没有分量的符号、欺骗性的词语和滑稽模仿的价值间，除了保持一定距离，不让它们停下，承担某种假设或被任何意义占有，我们别无它法。
《玩笑》本身的结构也可能会让读者有同样的感觉，这种对于意义永远变化无法预见的体验。在昆德拉所有的小说（也许除了《告别圆舞曲》之外）中，这部小说在这点上可以说是相当传统的，小说的构成以及叙述方式与《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相比，可以说与自十九世纪以来小说这个文学“类型”在形式上的基本要求相去不远：现实主义和对历史与地理范畴的基本尊重；主要叙述的线性编年结构（小说是在三天里展开的，而在这三天里，事件几乎是按照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叙述的），其中不断穿插着以回忆形式叙述的人物对于过去的回顾；情节进展的连续性，传统上的三大层面相继出现：序幕与开端（前四部，全都发生在星期五），扭结（第五和第六部，在星期六展开），冲突的结束（第七部，在星期天展开）。甚至《玩笑》中对于第一人称的运用，也就是说从人物出发的叙述——《玩笑》与《好笑的爱》的头两篇是昆德拉仅有的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本身也没有与传统的形式相违背。但是，这里面全新的同时也是极具涵义的是小说中有四个第一人称，他们轮流承担叙述的责任，各人具有各人的口吻、主观性和风格。和小说形式同样古老，“我”的叙述技巧从十九世纪开始就开始运用，它结束了所谓万能叙述者的统治时代，置身于情节之外，万能叙述者能够用一种客观的、脱离的角度看待情节的发展及人物，似乎也能因此对他们进行判断，了解真实情况。但是，即便是抛弃了这种“上帝之眼”的高高在上，第一人称的叙述仍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从这样一个叙事人物出发所揭示的“真实”，其可疑程度并不亚于“先验”的叙事者所揭示的真实。上帝死了，当然，但是还有个主人，那就是“我”。像《玩笑》这样创立“复调”叙事者在废黜叙事者“绝对权威”上显然走得更远。自从这很多声音同时叙述的这一刻起，我们有了那么多的解释和形式各异的阐释，有时是互补的，有时是矛盾的，有的知道旁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有的想法与他人的完全不同，于是真实——即便仍然是以“主观”形式出现的真实——四分五裂，消散迷失，只能成为幻觉，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成为永远无法辨清的谜团。谁是真实的露茜，路德维克所叙述的露茜还是考茨卡所叙述的露茜？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雅洛斯拉夫和芙拉丝塔的结婚纪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是像雅洛斯拉夫所回忆的那样，是远古贵族礼仪的重现，还是像路德维克看到的那样，是理想观念可笑的假面舞会？路德维克本人呢？在《玩笑》的四个声音中，他白白占了这么大的位置，我们加诸他身上的信念不可能不被其他三个人对他的看法所冲淡，以至于不论他或其他三个人都丧失了最终发言权。于是真实，路德维克的真实和其他人物的真实一样，永远只能是多重的、变化着的，如果不是通过这些变化和这多重性，根本就是无法知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