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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算术很容易做。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写了一封信，可信上却签着另一个人的名字，只有两种假设可选择，要么是这第二个人在第一个人的请求下写了这封信，要么是那第一个人，为了某种安东尼奥·克拉罗不知道的原因，伪造了第二个人的姓名。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考虑到信封上寄件人的地址并不是第一个人的地址，而是第二个人的地址，制片公司的回信显然是寄送给她的，考虑到在看过回信以后，所有后续行动都是由第一个人进行的，与第二个人决然无涉，从这个事实里得出的结论，不仅符合逻辑，而且显而易见。首先，显然、确凿、清楚无疑的是，双方都同意制造这场神秘的书信事件；其次，因为安东尼奥·克拉罗同样不知道的原因，第一个人的真实目的将会保密到最后一刻，而且他做到了。反复琢磨着这些初步的推断，安东尼奥·克拉罗消磨了三天时间，直到收到那位谜一般的玛利亚迟到的信件。和复印件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句话，但没有签名——我希望它能派上什么用场。这正是安东尼奥·克拉罗此刻要问自己的，在此之后，我该如何做呢。然而，必须得说，如果我们将语言过滤器或筛子的理论应用在当下，我们将觉察到一种堆积物、一个剩余、一种残存，或者按照同一位玛利亚青睐的说法，一些沉渣——这位玛利亚，安东尼奥·克拉罗为了他自己才知道的什么原因，先把她叫做金丝雀，接着又叫做夜莺——这些沉渣，我们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分析它们的各个步骤，将会揭示一种意图的存在，这意图也许尚不精确，尚且混沌，但我们可以以脑袋担保，它将不会浮出水面，如果信末的署名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意思是，如果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有一位男性密友，两人共同谋划了这个曲折的陷阱，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将会仅仅撕掉这封信，认为它不过是与问题的实质——即让他们相互靠近，但照此下去，极可能又会将他们彼此驱散的绝对同一性——无关紧要的细节。可惜，这封信的署名是个女人，玛利亚·达·帕斯是她的名字，而安东尼奥·克拉罗，由于在演艺生涯里从未扮演过迷人的引诱者，或者粗鄙下流的角色，尽其所能从生活中获得某种平衡性的补偿，虽然并不经常取得有益的后果，正如我们才刚偶然见证的那段和制片公司女职员的轶事一样。需要澄清的是，之前所以没有提到他的这些情色的嗜好，只因它们与当时叙述的事情无关。然而，既然人类的行动，通常来说，取决于来自我们一直所是的本能主体各个主要和次要节点的冲动的汇集，同样也取决于，很显然，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依然能够引入行为动机里的一些理性因素——既然在上述行动里，纯洁和肮脏同时出现，忠诚和推诿分庭抗礼——我们将无法公正地对待安东尼奥·克拉罗，如果我们不能哪怕暂时地接受，关于他展现出来的对信件签名的明显兴趣，他无疑会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种解释：即想要知道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这封信智力上的作者，和他以为的这封信的实际作者，玛利亚·达·帕斯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属于一种自然的、非常人性化的好奇心。我们已经足以认识到，犀利和目光长远是安东尼奥·克拉罗并不缺乏的品质，但事实上，即便在犯罪学领域声名显赫的最精明的调查者也难以想象，在这个诡谲的案件里，与所有的证据，尤其是所有书面证据相反，这封信精神的作者和实际的作者是同一个人。有两种不言自明的假设需要考虑，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于前者，第一种是他们仅仅是朋友，第二种是他们仅仅是情人。安东尼奥·克拉罗倾向于后一种假设，首先因为它更相似于他通常参演、但仅限于见证的电影里的情感阴谋，其次，正因为第一个理由，他发现自己已经轻车熟路，并有了已经撰写好的脚本。是时候问问埃莱娜是否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在这些天里，安东尼奥·克拉罗费心告诉了她对制片公司的造访，在登记处的寻找，以及和那位聪明而芳香的女职员玛利亚的对话，他是否向她展示了，或者将要向她展示署名玛利亚·达·帕斯的那封信，是否，终究，作为妻子，他将让她参与这场危险的、思维的起伏动荡。回答是否定的，三倍的否定。信是昨天上午收到的，而那一刻，安东尼奥·克拉罗唯一关注的，便是寻找一个没有人能找到它的地方。它就在那里，夹在一本《电影史》的书页里，这本书将不会再唤起埃莱娜的兴趣，因为，在他们刚刚结婚的头几个月，她已经十分好奇地读过它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安东尼奥·克拉罗迄今为止除了对这件事翻来覆去冥思苦想之外，没有制订出让人满意、名副其实的行动计划。然而，我们享有的特权——即知晓直到这个故事最后一页将要发生的事，除了那些在未来尚待发明的以外——让我们可以预言，演员丹尼尔·桑塔-克拉拉明天将打电话到玛利亚·达·帕斯的家里，只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人在家，别忘了现在是夏季，我们正处在休假期，但是他将不会说一个字，从他的嘴里将不会溜出任何一点声音，绝对地沉默，以免让话筒的另一方产生困惑，将他的声音混淆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伪装成后者别无他法——从而对当下的事态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分钟以后，在埃莱娜下班回家之前，同样也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人，他将给历史教师家打个电话，但这一次他将不乏说辞，安东尼奥·克拉罗已准备好了一番演讲，无论电话那头有人在听，还是他必须对着答录机讲话。以下就是他将要说的，以下就是他正在说的，下午好，我是安东尼奥·克拉罗，您一定想不到我会打电话，如果不是这样那才叫我吃惊呢，我猜您不在家，也许到外省享受假期去了，很自然，我们正处在休假的季节，无论如何，不管您在家还是不在，我都要请求您帮我一个大忙，请您在回来之后立即给我打电话，我真诚地觉得我们还有许多东西可以相互倾诉，我相信我们应该再次会面，不是在我乡间的宅邸，那儿确实太远，而是在别的地方，一个幽僻之处，在那里能避开于我们无益的好奇的目光，我希望您能同意，给我打电话最好的时间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星期六和星期天除外，但是，请注意，只到下个周末为止。他没有补充一句，因为从那时候起，埃莱娜，也就是我的妻子，我不知道是否跟您提起过，将待在家里，那是她的假期，无论如何，虽然我并不忙于参拍电影，我们也不会外出。这无疑等于坦白了她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由于此种境况下毫无信任可言，一个理智而镇定的人不会将夫妻间的秘密和盘托出，尤其考虑到形势的严峻。安东尼奥·克拉罗，事实证明他思维的敏锐并不逊色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觉察到如今已经互换了角色，从现在开始，需要乔装打扮的人是他，而那一开始看起来仿佛历史教师毫无来由的，迟到的挑衅，即邮寄给他那副假胡须，如同邮寄给他的一个耳光，终于有了一个目的，它诞生自一种预见，宣布了一种意义。无论安东尼奥·克拉罗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要在什么地方见面，必须伪装自己的都是安东尼奥·克拉罗，而不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就像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戴着假胡须到这条街道上试图窥看安东尼奥·克拉罗和他的妻子一样，安东尼奥·克拉罗也将会戴着这假胡须到玛利亚·达·帕斯居住的街道去探究她是怎样一个人，也将戴着这假胡须尾随她到银行，甚至有几回尾随她到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公寓附近，他将这样在必要的时期内做她的影子，直到正在被写下和将要被写下的文字的强迫性力量被以另外的方式安置。说了这些后，不难理解安东尼奥·克拉罗起身去打开衣柜的一个抽屉，里边有一个盒子存放着许久以前曾经装饰过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髭须，这个伪装的道具显然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在这个空的雪茄盒里，几天以前，同样放入了安东尼奥·克拉罗即将使用的那副假胡须。同样在许久以前，地球上有一位被认为具有无穷智慧的国王，有一瞬间被突如其来的哲学灵感击中，断言说——假设以他帝王的庄重——太阳底下无新事。对这样的话决不可太过当真，以免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转变了，而太阳也不是原来那一个时，我们还在说着它们。然而，人类的行动和姿态从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不仅从以色列的第三位国王开始，也从那极远古的一天开始，当一张人类的脸第一次在池塘匀净晶亮的水面照见了自己，并想，这就是我。此时，此地，已经过去了四五百万年，原始的姿态还在单调地重复自身，全然不顾太阳和被太阳照亮的地球的转变，如果我们还需要什么加以证实，只需看看这一刻，在浴室匀净晶亮的镜子面前，安东尼奥·克拉罗如何以同样的小心、同样的精神专注，校准着那副曾经属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假胡须，甚至怀有同样的恐惧，和好几个星期前，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另一间浴室，面对着另一面镜子，在自己脸上画出安东尼奥·克拉罗的髭须时感受到的一样。然而，他们比其共同的荒蛮的祖先更缺乏自信，他们没有被天真的诱惑怂恿着说，这就是我，因为自那时候起，恐惧已经改变了很多，而疑惑改变得更多，此时，此地，代替坚定的确信，唯一能从我们嘴里说出的是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谁，而这个问题，即便再过四五百万年或许也找不到答案。安东尼奥·克拉罗摘下胡须，放入雪茄盒，埃莱娜不会晚归，她因工作而筋疲力尽，比寻常更加沉默，她在屋里到处走动仿佛这不是她的家，仿佛家具们都很陌生，仿佛它们的转角和边缘都没有认出她来，并且，像热心的看门狗一样，在她经过时威胁地朝着她低声吠叫。丈夫的一句话也许就能改变状况，但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是安东尼奥·克拉罗还是丹尼尔·桑塔-克拉拉都不会说这句话。也许他们不愿意说，也许他们不能说，命运的所有理由都是人性的，绝无仅有的人性的，而那位，基于前车之鉴，无论用散文还是用诗歌提出相反观点的人，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请原谅这个大胆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