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一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打开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地图，在棉花胡同与护国寺大街西北角有家小人书店。从小人书店往西，过了花店，就是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那儿有令人垂涎的糖耳朵、驴打滚、艾窝窝、麻团、面茶和豆腐脑。小吃店玻璃窗下半截刷上白漆，上半截罩上雾气，人影绰绰，油锅吱吱响，香飘四溢。兜里钢镚儿有限，我常徘徊在小吃店与小人书店之间：饥肠辘辘，头脑空空。若二者择其一，当然是后者。

小人书店店面不大，主要顾客是孩子们，功能有点儿像如今的网吧。进了店，墙上挂满编号的封面，琳琅满目，令人怦然心动。而一本本“裸书”再用牛皮纸糊成封皮，上面是手写的书名与编号。柜台明码标价：每本每日借阅两分钱，押金另计；在店内阅读仅一分钱，不收押金。

困难时期，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分小组在家做完功课放了羊，各奔东西，小人书店即去处之一。三五结伴，各借几本，资源共享。虽说店里有不准交换的明文规定，但老板睁一眼闭一眼。

贴墙是高低错落的双层长凳，深棕色油漆磨损，隐隐露出木纹。中间散放着小板凳。我们刷刷翻动书页，时而惊叹时而低声议论，交换读书心得。老式挂钟滴答走动，叮当报时，提醒消逝的时光。天色暗下来，要关门了，在老板催促下，我们向结尾冲刺，不得要领。走出小人书店，仿佛从另一世界返回人间，不知哪个更真实。摸摸，兜里还剩五分钱，一激动，冲向小吃店，买个糖耳朵犒劳自己。

除了流行的《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连环画外，我更喜欢地下斗争或反特的故事，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51号兵站》，不少是根据电影改编的。小人书弥补了认字不全造成的阅读障碍，更重要的是娱乐性。所谓娱乐，说到底，就是满足中等智商以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我们这帮男孩。是非曲直黑白因果，一目了然：英雄就义有青松环绕，坏人总处在阴影中；叛徒从一开始就留下破绽，最后准没好下场。

在小吃店旁阅读，多少有点儿英雄主义色彩，等于抗拒各种威胁利诱，绝不做叛徒。

二

从小人书到字书乃人生一大转折，好像从猿到人的进化。

我父亲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谓业余爱好，就是杂而无当，逮啥买啥，从不挑挑拣拣。我家有个棕红色木书架，不大不小，可放两三百册书，位于外屋北墙正中（按过去是供牌位的地方，“文革”中挂着毛泽东像）左侧，可见文化在我家的重要地位。

书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鲁迅文集居高临下，代表正统；第二格是古文辞书，代表传统，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还有《辞源》、《诗词格律》、《现代汉语词典》和《俄汉大词典》；再往下一格是当代革命小说，代表道统，如《烈火金刚》、《红岩》、《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还有散文随笔，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后者成了我主要摘抄对象，那些华丽辞藻镶嵌在我错别字连篇的作文中，显得过于耀眼。最底层是各种杂志，代表俗统，有《收获》、《上海文学》、《俄语学习》，最多的竟是电影杂志，除《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通俗刊物外，还订阅了一大堆专业杂志，如《中国电影》、《电影文学》、《电影艺术》、《电影剧本》等。我甚至怀疑，父亲一直有写电影剧本的秘密冲动。

我的阅读兴趣刚好相反——自下而上。首先从电影杂志开始，特别是电影剧本（包括供导演用的工作脚本），大概是由于文字简单，以对话为主，情节紧凑，画面感强，那是从小人书到字书的过渡阶段。虽说跟着一大堆专业术语——定格、闪回、淡出、长镜头、画外音、摇拉推移等，但一点儿都不碍事，就像不识五线谱照样会唱歌一样。读剧本等于免费看电影，甚至比那更强——文字换转成画面，想象空间大多了。我后来写诗多少与此有关。依我看，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的探讨，与其说是电影理论，不如说是诗歌理论。

再上一层楼，我开始迷上革命小说。其中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那些性描写。我得承认，我的性启蒙老师首推冯德英，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是最早的性启蒙读物，那些带有暴力、变态甚至乱伦的色情部分，看得我心惊肉跳，欲罢不能，由于阶级立场问题，还伴随着强烈的负罪感。我相信，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都多少与此有关——暴力与性，是以革命的名义潜入我们意识深处的。